法官说：“你也是有她那种权利的。你要反告，我们也是会受理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教授大声说：“我当然要反告她！我当然也要索求赔偿！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否则这世上没有公理可言了！”
法官说：“老同志，别这么说。不能因为一件小事，就把社会看得太糟了。你要反告，有旁证吗？”
教授朝司机一指：“他！他就是证人！当时见我攥着手指直吸冷气，他还骂那个女人可恶来着！”
法官回到法台上以后，望着司机问：“那么，你为他做证吗？”
司机说：“不，法官，我不能就此做证。因为当时并没有发生他说的那种情况。我更没骂过那个女人。不错，他是教授，是文明人，那我们出租汽车司机就一定都是一张口就骂人的人吗？而且还要替别人骂？至于他的手指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怎么弄伤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司机不但显得清白、无辜、诚实，而且显得人格被侮辱与被损害了。
这时，那女人的律师开口了。
他激动地说：“法官，由于对方没有人证，希望法庭本着重事实、重证据的法律原则驳回被告的反告！”
他将脸转向教授，接着说：“某些被告，在企图摆脱法律责任的错误心理的促使之下，往往以攻为守，倒打一耙，这早已是司空见惯的法律现象！本律师对此现象深恶痛绝！相信这样的被告是不会得逞的……”
律师似乎还想多说几句激愤的话，但被法官制止了。
法官说：“法庭提醒原告律师注意这样一点，此案只不过是一桩后果并不大的民事纠纷案。所以反告即使不成立，性质也没有您说的那么严重、那么恶劣。对于民事纠纷案，我们的原则一向是能调解就不放过调解的机会……”
教授听出来了，法官分明是在维护他作为教授的自尊。他内心里不禁地暗暗感激法官，但同时也开始可怜自己。他明白自己是有口难辩了……
最后法官宣布，原告要求赔偿的事实成立，理由正当。且金额不高，完全在被告的经济承受能力之内，故被告应限期对原告进行赔偿。至于诉讼费，本应亦由被告负担，法庭考虑到原被告双方都是知识分子，事出无意，那么双方都有个心理平衡问题，予以免去……
教授就如此这般地、无人知无人晓地、悄悄地输掉了那一场官司。
教授曾打算向中级人民法院上诉，但考虑来考虑去，最终决定不上诉了。因为司机作为唯一的证人，似乎已经是那无赖女人的同伙了。他觉得即使上诉被接受了，自己也没多大讨回公道的把握。
他及时给了那一笔钱。
他病了几天。
在病中，他这样劝解自己——像生物界有毛毛虫、有水蛭一样，人类的社会中，总是难免也有无赖的。既有，便不可能全是男的，全是年轻的，全是非知识分子。就当自己被爬上身的毛毛虫蜇了，被水蛭吸去了点儿血吧。
这么一往开了想，他的病慢慢好了。
一天，他正在家中闲坐读书，电话骤响。是那司机打来的。
司机在电话那一端说：“老先生，我很对不起您。但我那样做，实在是没法子。如果我不在法庭上那么表演，那无赖女人就会告我的。如果她再一个月不上班，我哪儿经得起呀！您设身处地替我着想着想，我归出租汽车公司管着，又归交警大队管着，而他丈夫是正管着我们出租汽车公司的一位局长。并且还与交警大队的头头儿们是朋友。那律师，也和他们是亲戚。我哪儿惹得起他们呀！所以我只能牺牲您。不牺牲您我牺牲谁呢？难道非让我牺牲我自己吗？反正咱俩共同摊上那件窝火的事儿了总得有一个牺牲一下的。而我上有老下有小，是根本牺牲不起自己的。其实您老留给我的印象非常好，实在是太好了！哪儿有您这样的乘客呢，摊上了事儿，本来可以推得一干二净，本来已经走掉了，却又回来留下名片，主动提出承担全部责任。我以后再也不可能碰到您这么好的乘客了！但话又说回来，您那也是自作自受哇！您如果不回来，不留下名片，不当着那女人的面说那些话，我兴许还偏和那女人治治气呢！她如果当天没从我这儿讨到什么大便宜，也就不会第二次找您了，咱俩也就不会在法庭上又见面了不是？但不管怎么说，我认为您是一位好人。我不愿给好人留下恶劣的印象，所以呢，我打算去看望看望您……”
教授默默地听那司机尽说尽说，并不打断他。
待话筒那一端没声了，教授才反问：“说完了？”
“说完了。”
“你别来我家。我不想再见到你。”
“那……那我也不敢非去打扰了。不过老先生啊，我奉劝您一句，千万别上诉。您想啊，我是唯一的证人，我会为您改证词吗？我不改证词，您注定了还是输。再让法院传我一次，再逼我做一次伪证，再让您生一次气，再让我良心不安一次，于您于我，有什么好处呢？何苦的呢……”
教授一字未答，缓缓放下了电话。如同将一条半死不活的鱼放在水里，有几分恻隐，又有几分回生乏术的无奈和沮丧。
电话立刻又不停地响起来。好像在发出哀号。
教授第二次将听筒抓起……
“就一句！请耐心听我说最后一句，尽管我卑鄙，尽管我对不起您，但我认为我们的心是相通的！心是相通的！在道德立场上我是站在您这一边的……”
教授还是不想回答什么，他干脆将电话关了。
但教授内心里有点儿怜悯起那司机来。相比于自己被讹诈了两千几百元钱，他觉得那司机被讹诈了比钱重要得多的东西。
教授放下手中的书，开始回忆自己在法庭上“理屈词穷”的过程。明明自己有理，怎么就落了那么一个结果呢？尽管那可怜又可鄙的司机做了伪证，但起码也会给自己留下点儿理渣儿呀！他认为事实是一种只能被歪曲而不能从根本上被消除得不留痕迹的“东西”。自己当时在法庭上怎么就连事实这“东西”的一丁点儿痕迹都没抓住呢？现在，官司本身的胜败对教授来说反而无所谓了。两千几百元钱更无所谓了。教授一心只想找到那事实毕竟存在过的根据，如同一个人要找到确实晃花了自己眼睛的一束强光的射来之处。找到了也没什么特别的意义，不找到却又那么的于心不甘。
事实明明是那个无赖女人自己撞在开着的出租车门上，却成了我开车门撞了她……却……我开车门……撞了她……可我是上车，不是下车，我已经坐在车内了，那么就只有关车门一说，还开车门干什么呢……对，对呀！我开车门干什么呢……谁能回答？我开车门干什么呢……
教授一经想明白自己在哪个环节上“失利”的，就不免的后悔没请律师了。唉，唉，唉，自己毕竟不是法律系教授哇！太自信了太自信了！真是自信反被自信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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