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郁闷的中国人_梁晓声【完结】(41)

  在政治时代,所有人都无一例外地同是被政治关在笼中的猴子。笼中只有政治一种关系,政治又在笼外进行着最严厉的监管。

  自行地关在笼中(如果谁真的对商业时代不堪忍受的话)总比被关在笼中强些。

  相互的利用似乎也总比相互的危害更符合正面人性……

  中国人,一个人是条龙,日本人,一群人才是一条龙,您同意吗?

  实际上这几乎是人类的一种普遍现象——鲁宾逊不是中国人,孑然一身流落荒岛后,很像一条龙,这叫“置于死地而后生”。一个中国人陷入绝境,其自救能力一点儿也不比世界上任何一个种族的人强。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地说是更弱了。日本人也不只有在集群的情况下才像龙,单个的日本人也有很“强大”的。

  以上那句话,据我所知,是专指中国人在国外的作为而言的,尤其专指近十几年去国外撞人生幸运的中国人而言的。好机会有限,一个中国人为了强调自己是“最棒”的中国人,往往不惜贬低自己的同胞。大多数的他们初到异域,又往往无依无靠,如鲁宾逊之落荒岛。这时他们正反的种种人生能力就被逼出来了,所以在正反两方面都有点儿像龙了。

  同在异域,其他国家的人,一般体现出靠拢倾向和凝聚本能,这一点以日本人、韩国人、黑人为突出,所以说一群日本人像一条龙。而中国人体现出独闯性,怕在好机会面前自己的同胞捷足先登,或怕同胞成了自己的累赘。

  如果将一些韩国人、日本人、中国大陆人、中国台湾人、中国香港人“归纳”在同一个竞争平面,那么某一个韩国人最不能容忍的是自己弱于日本人。倘那日本人居然还在他面前趾高气扬,他也许会辞职;某一个日本人却会这样想:我弱于我的同胞不算什么特别耻辱的事,但我无论如何可不能弱于中国人!而某一个中国大陆人往往会这么立志气:我弱于谁都无所谓,就是别弱于我的那些同胞呀!我一定要向别国人证明我比我的那些同胞强多了;而某一个中国台湾人是不那么甘于居中国香港人之后的,而某一中国香港人的想法是,我起码要证明自己比大陆人强一些吧!

  日本人和韩国人在国外的立足意识是——怎么看待我的同胞便等于怎么看待我,所以我的荣辱和我同胞的荣辱有时是连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必须相互靠拢。

  中国的香港人和台湾人的立足意识是——我们一向是“另一类”中国人,我们要与中国大陆人保持一定的疏离,别被与中国大陆人混为一谈。

  而一个中国大陆人的立足意识也许是——怎么看待我的大陆同胞与我何干?他们越被视为弱者、不争者,则越显出我是强者、优者,则属于我的机会不是越多了么?

  近年出国的中国大陆人,几乎皆有学识和专长,个体素质相当高。所以抛却了集群生存的立足意识,追求实现个人目标的唯我机会。从正面说,个体的中国人在国外的竞争能力普遍强了,显示出一种个体中国人的龙虎之气;从反面说,同胞间的相互排斥、掣肘、倾轧,又总还是民族遗传性的猴气十足的劣相……

  第三章 庸常之恶

  约翰逊说:“所有证明穷困并非罪恶的理由,恰恰明显地表明穷困是一种罪恶。”文明的社会不是导引人人都成为圣人的社会。恰恰相反,文明的社会是尽量成全人人都活得自然而又自由的社会。

  1.爱缘何不再动人?

  在中国,在当代,爱情或曰情爱之所以不动人了,也还因为我们常说的那种“缘”,也就是那种似乎在冥冥中引导两颗心彼此找寻的宿命般的因果消弭了。于是爱情不但变得简单、容易,而变成了内容最浅薄、最无意味儿可言的事情。

  少年的我,对爱情之向往,最初由“牛郎织女”一则故事而萌发。当年哥哥高一的“文学”课本上便有,而且配着美丽的插图。

  此前母亲曾对我们讲过的,但因并未形容过织女怎么好看,所以听了以后,也就并未有过弗洛伊德的心思产生,倒是很被牛郎那一头老牛所感动。那是一头多无私的老牛啊!活着默默地干活,死了还要嘱咐牛郎将自己的皮剥下,为能帮助牛郎和他的一儿一女乘着升天,去追赶被王母娘娘召回天庭的织女……

  曾因那老牛的无私和善良落过少年泪。又由于自己也是属牛的,更似乎引起一种同类的相怜,缘此对牛的敬意倍增,并巴望自己快快长大,以后也弄一头牛养着,不定哪天它也开口和自己说起话来。

  常在梦里梦到自己拥有了那么一头牛……

  及至偷看过哥哥的课本,插图中织女的形象就深深印在头脑中了。于是梦里梦到的不再是一头牛,善良的不如好看的。人一向记住的是善良的事,好看的人,而不是反过来。

  以后更加巴望自己快快长大。长大后也能幸运地与天上下凡的织女做夫妻。不一定非得是织女姊妹中的“老七”。“老七”既已和牛郎做了夫妻,我也就不考虑她了。另外是她的姐姐和妹妹都成的。她很好看,她的姊妹们的模样想必也都错不了。那么一来,不就和牛郎也沾亲了么?少年的我,极愿和牛郎沾亲。

  再以后,凡是以我眼里好看的女孩儿,或同学,或邻家的或住一条街的丫头,少年的我,就想象她们是自己未来的“织女”。

  于是常做这样的梦——在一处山环水绕四季如春的美丽地方,有两间草房,一间是牛郎家,一间是我家;有两个好看的女子,一个是牛郎的媳妇儿,一个是我媳妇儿,不消说我媳妇儿当然也是天上下凡的;有两头老牛,牛郎家的会说话,我家那头也会说话;有四个孩子,牛郎家一儿一女,我家一儿一女,他们长大了正好可以互相婚配……

  我所向往的美好爱情生活的背景,时至今日,几乎总在农村。我并非一个城市文明的彻底的否定主义者。因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连自己也解释不清自己。有一天下午,我在社区的小公园里独自散步,终于为自己找到了答案之一:公园里早晨和傍晚“人满为患”,所以我去那里散步,每每于下午3点钟左右,图的是眼净。那一天下着微微的细雨,我想整个公园也许该独属于我了。不期然在林中走着走着,猛地发现几步远处的地上撑开着一柄伞。如果不是一低头发现得早,不是驻步及时,非一脚踩到伞上不可!那伞下铺着一块塑料布,伸出四条纠缠在一起的腿,情形令我联想到一只触爪不完整的大墨斗鱼。莺声牛喘两相入耳,我紧急转身悄悄遁去……没走几步,又见类似镜头。从公园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凡见六七组矣。有的情形尚雅,但多数情形一见之下,心里不禁地骂自己一句:“你可真讨厌!怎么偏偏这时候出来散步?”

  回到家里遂想到——爱情是多么需要空间的一件事啊!城市太拥挤了,爱情没了躲人视野的去处。近年城市兴起了咖啡屋,光顾的大抵是钟情男女。咖啡屋替这些男女尽量营造有情调的气氛。大天白日要低垂着窗幔,晚上不开灯而燃蜡烛。又有些电影院设了双人座,虽然不公开叫“情侣座”,但实际上是。我在上海读大学时的20世纪70年代,外滩堪称大上海的“爱情码头”。一米余长的石凳上,晚间每每坐两对儿。乡下的孩子们便拿了些草编的坐垫出租。还有租“隔音板”的,其实是普通的一方合成板块,比现如今的地板块儿大不了多少。两对中的两个男人通常居中并坐,各举一块“隔音板”,免得说话和举动相互干扰。那久了也是会累的。当年使我联想到《红旗谱》的下集《播火记》中的一个情节——反动派活捉了朱老忠们的一个革命的农民兄弟,迫他双手高举一根苞谷秸。只要他手一落下,便拉出去枪毙。其举关乎性命,他也不过就举了两个多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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