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觉得，对于他，台下包括我在内的看客，似乎只不过是二百几十只品种特殊的羊而已，不值得多么尊重的，正如看客们也不可能多么尊重他。而此点，乃是这一处也叫做剧场的地方，与其他剧场里的情形完全不同的方面。显然的，他对此点心知肚明并习以为常，处之泰然。
这是台上台下互无敬意的一个所在。一个心照不宣的营造低俗乐子的空间。台上的靠表演，台下的靠掌声。某些人观看低俗的渴望，能在这里获得较大的满足。某些一向因太过正经而疲劳了的人，在这里完全可以显现其实并不怎么正经的原形。在这里，台上的表演者拿台下的看客搞笑一通是家常便饭，台下的男性看客用语言挑逗台上的女表演者亦在允许范围。
羊群的常态是安静的，但台下的看客时而呼嗷乱叫，时而将手中的“掌拍”弄出大的响声。“现代”无孔不入，现代人连拍手也懒得拍了，于是商家发明了观赏演出时用的那种手形的塑料东西，免费提供，体现着人性化的周到。那东西该怎么确切地称呼呢？我竟不知。也许可叫“义手”的吧？既然假肢的另一种叫法是“义肢”，那东西为什么不可以叫“义手”呢？如此说来，不用“义手”鼓掌，确实意味着是“亲自鼓掌”了吧？
对于他，以及所有在这一空间进行表演的艺人，我本是不打算称为演员的。但若叫艺人，依我看来，又都没什么艺可言，那就还是称他们为演员吧。毕竟，他们皆在使出浑身解数，不遗余力地简直也可以说是亢奋地鞠躬尽瘁般地进行着表演。他们的表演状态毫无疑问地体现着一种敬业精神。尽管场地有天壤之别，舞台有天壤之别，表演品质有天壤之别，但是论到敬业精神，我这一个看客不得不发乎真心地承认，他们与某些明星们、大腕们乃至大师们是不分高低的。这一点当时深深地感动了我。
该剧场是很封闭的空间，处处旧陋，近于破败：在一条老街上，门面算是那条街上有特点的，乍看像老北京的牌楼，却是水泥的，灰色的。一灰到底，除了红色匾字，再无别色。即使红色的匾字，也早已褪尽了鲜艳，看去泛着隐黑了。简陋的座椅，简陋的舞台。紫色幕布相当旧了，在舞台的顶灯光下，浮尘可见。而舞台的木质边沿，这儿那儿油漆剥落了。舞台左边是厕所，右边是安全出口。厕所也罢，安全出口也罢，门楣皆低，门框皆窄，地势明显下陷。所谓剧场，空气凝滞，似乎没有通风系统，整体给我以处处不洁的印象。
在如此这般的场所，如此这般的舞台上，一些是所谓“二人转”演员的人，极投入地、极敬业地各自表演低俗甚至下流的节目，给二百几十位形形色色身份混杂的男女看。
我在着实被感动了的同时，也着实地心生出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忧伤。
简直不能不被感动。
也简直不能不忧伤。
那名坐在舞台右侧的演员，他大约有三十二三岁，一米七五或七六的身高，国字脸，五官端正，眉清目朗，宽肩，细腰。对于男子而言，称得上一表人才了。舞台上灯光明亮，我坐第二排，对他的一举一动，乃至他表情的细微变化，看得清清楚楚。他已换了一件短袖的白衬衫，浅蓝色西服裤，衬衫下襟扎在裤腰里。衣裤合体，使他看去很精神。他脚上那双皮鞋分明还新着，似乎是名牌。他稳重地坐在那儿，姿势未曾怎么改变过，脸上的表情也没什么变化，闲定平静，仿佛足以做到泰山崩于前而不色变，猛虎啸于后而不心惊。目光也仍那么的漠然。这与他方才生猛异常，亢奋且厚颜无耻地表演着的那个自己截然相反，判若两人。这会儿的他，如同一位资深的铁匠、木匠、石匠，或面包师傅、裁缝师傅、园林修剪师傅，忙碌劳累了一大通之后，终于可以歇会儿了，于是坐下呆望街景。那时，寒碜的舞台似乎便是他的铺子，而台口是他的铺子门口，或公园里的一处亭子；台下的看客们，则如同集体歇脚的行人、商帮。方才是他在台上表演，众人看他。现在他也可以闲定又漠然地看众人了，虽然众人并不表演，但他却如同偏能不动声色地看出什么微相表演来，目光中投出研究的意味，觉得挺耐看似的。
在他之前，舞台右侧已坐着两个人了，一个是司鼓者，一个是操控电子音响的。司鼓者四十余岁，肤黑且瘦，穿一套20世纪80年代的蓝制服，上衣有两个外兜，叫“中山装”的那一种，也是毛泽东特别喜欢穿的那一种。事实上不仅毛泽东喜欢穿，大多数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几乎都喜欢穿。不晓得司鼓者为什么也穿那么一套衣服，是为了勾起看客们的怀旧心理吗？也许吧。而操控电子音响的青年刚二十岁出头。以我的眼看来，他和司鼓者容貌有相似之处，说不定是父子，或者叔侄。三十几岁的那名演员坐在青年旁边。青年面向舞台左侧，而他面向台下。他并不与青年说话，仿佛身旁无人。我不知他为什么演完了节目却还要坐在台上那么显眼的地方，但是猜测到一会儿台上准还有需要他的时候，我得承认，他出现在那儿引起了我强烈的好奇心。
我对解放前东北“二人转”艺人们的演艺人生一直颇感兴趣，写一部那样的长篇小说也一直是我的打算。春季我回哈尔滨，请朋友带我看一场当下的“二人转”，为的是补充一些感性的印象。身为东北人，我此前还从没看过在舞台上表演的传统“二人转”。
朋友说：传统的吗？那早过气了，现而今哪儿还有人那么演？有人那么演也没人稀罕看啊！现代人嘛，想看也要看现代的“二人转”！
我问怎么个现代法呢？
他说他也没看过，只听说特“另类”。
于是，在他的陪同下，我俩坐在了这么一处地方。他说他打听了，这里每晚上演的“二人转”比一般性的“另类”更“另类”。
第一位上场的是小伙子，二十五六岁，挺帅气。嗓音颇高，唱了几句歌，“小沈阳”飚高音的那种唱法，以证明嗓音所能达到的高度，分明还自认为在此点上并不逊于“小沈阳”。他飚唱时获得了一阵“义手”的掌声。掌声中他明智地收了高音，不再唱下去。飚唱几句高音歌词是一回事，气量充沛饱满地唱完一首高音歌曲完全是另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他收声收得明智。接着，他开始说了。上海的周立波自诩说的是“清口”，他说的却几乎是成段成段的“荤口”。看着听着形象那么帅气那么阳光的青年不住嘴地说出一句比一句“荤”的“荤口”，如同看着听着一个长着可爱的模样像是极有教养的孩子一句句说脏话，给人以愕然不已的印象，令我大不适应。我想我背后的一排排看客也未必就多么适应，因为并无掌声，亦无喝彩。甚至，也没人起哄。
我入场时留意地扫视过，看客们的年龄多在30至50岁之间，十之八九是男人，极少数女人觉察出我的扫视，一个个颇不自在，或低下头去，或侧转了脸。而我，在那天晚上，是年龄最大的一个看客。坐在第二排的票价是80元。朋友悄悄告诉我，第一排的票价100元，他居然没买到。而坐在第一排的，多是有本地人相陪的外地看客。和我一样，好奇心使他们到这种地方来的。我在北京就已经听说时下的“二人转”挺火，那时我明白了，心照不宣地坐在这一处猥亵场所的看客，对“黄”和“荤”的好奇心，比满足欣赏的欲念要强烈得多。然而来是来了，坐是稳坐下去了，但一听到下流“段子”就大鼓其掌或冲口喝彩，毕竟不太好意思，忌讳着原形毕露之嫌。纵然正中下怀，大觉过瘾，也还是放不太开的。由是，我认为台上台下之间的一种误会，那时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我看出小伙子迷惘了，困惑了。甚至，有几分惶了。他大概是刚出道的新手，没怎么经历过台下看客们那种矜持的沉默，沉默的矜持。怎么都不呼应啊，这是些什么来路的观众啊？怎么全都跟冷面大爷似的呢？出于对演员的同情心也该多少给点儿掌声啊！花钱不就是专冲着听这个来的吗？爷们儿想听的我说了呀！还要多“黄”多“荤”才合你们的胃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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