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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历史在民间_梁晓声【完结】(10)

  女儿是娘的贴心袄——这句话主要指的是成为大姑娘的女儿们。

  吃完饭,大姑娘和母亲争抢着洗碗。

  “不用你,屋里歇着吧!”

  “妈,你进屋歇着,就让我来吧!我还能替你几次呢?”这每每是母女二人在厨房里悄悄的对话。当母亲的听了,心里一阵热。她感动得想哭。她这时心里觉得,她将女儿从一个小姑娘拉扯成一个大姑娘,所付出的一切操劳都是值得的,她的心满足得快要化了。

  大姑娘洗罢碗,收拾干净了厨房,进屋又拿起了毛线活儿或针线活儿。如果家是两间屋,大姑娘准和母亲待在同一间屋。或对坐,或并坐,或大姑娘手里运针走线,母亲陪着一递一接地说话儿,或母女俩手中各有各的活儿……

  少年时期的我,常在别人家见到这样的母女亲情图。

  大姑娘有工资了,她可以用自己的工资买毛线了。她心里有种筹划,那就是要在“出门”前,给父亲织件毛衣,给母亲也织件毛衣,再给弟弟织件毛背心,给妹妹织条毛围巾什么的。“出门”前的大姑娘,心里装着每一个家庭成员。她要留下念想儿,延续她对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家的亲情。

  小时候我们邻院有位大姑娘,嫁前不但给全家五六口人包括爷爷每人都织了一件毛线物,而且将全家人所有的棉衣裤和被子都拆洗了,浆了,重新做好了。

  她嫁前挨门挨户向长辈们道别。做母亲的女人们几乎都落泪了,都比她妈还舍不得她嫁出去似的。

  大家都这么评论她家:“真没白养姑娘!”

  这当然也意味着对那大姑娘的极高的赞扬。

  后来,那大姑娘就成了整条街上的大姑娘和半大姑娘暗中学习的榜样。

  大姑娘某一天终于是新娘了。男方家里会送她一套料子做新衣,一般是哔叽的,那将是她以后二三十年内最好的一套衣服。当然还少不了一双皮鞋,那几乎肯定是大姑娘生平穿的第一双皮鞋。手表、自行车、缝纫机是当年代表一个家庭物质水平的硬件,新婚夫妻极少有同时备齐三大件的,往往由大姑娘随自己的心愿任选其中的一件或两件。

  倘男方家住不下,他们只得租一间小屋,每月付三元、五元、十元不等的房租。小屋的大小由地区位置而定,当年一间小屋的最高房租是十元。如果夫妻俩都是一、二级工,工资加起来六七十元,付了房租还能过得不错。如果夫妻双方的家庭都比较困难,婚后每月需向各自的家庭继续交些钱,那么他们的新生活一开始便是拮据的,此后将克勤克俭,长久的岁月里都要节省度日……

  大姑娘成了小媳妇,一般都会有一段幸福的夫妻生活。新家的家务较少,下了班后,她一如既往地织,这时是给丈夫织了。如果和小叔子、小姑子关系处得好,也给他们织。但这样的一对儿年轻夫妻不可能有太多的余钱买太多的毛线织了取悦于人,更多的情况下她奉献的是织艺和时间。

  那幸福往往也不过就是这样——小两口都靠着被子,并排地半躺在床上,为妻的织着,为夫的时不时爱抚她一下,亲吻她一下,讲段笑话给她听。如果丈夫具有“科学”头脑,会在婚前或婚后,花很少的钱买些部件,自己组装一台收音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我在许多新婚夫妻陈设简单的小家里见到过他们自己组装的收音机。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年轻的工人们,手巧得很,借助厂里的机床和工具所做的木的或铁的收音机外壳,看去也挺美观。年轻的工人们中,总有几个能工巧匠。他们既为自己做,也很乐于为将要成为丈夫的工友们做。

  小时候我家没有收音机。我太喜欢听收音机了,所以常往有收音机的人家闯,尤其爱往有收音机的新婚夫妻的小家闯。我不讨厌,他们听什么我沾光听什么,所以他们并不烦我。也可能心里烦,我小,看不出来。还可能因为我母亲人缘儿好,他们容忍我这小小的“不速之客”。

  望着他们听收音机时那一种心态平静的相依相偎的样子,当年我能感觉到他们是多么地幸福。并且,经常暗自向往这一种幸福。此向往每使我盼着自己快快长大,早日上班挣钱,也有那么一个小家,每晚也有那么一个小媳妇依偎在自己身旁,一边信手熟练地为自己织毛衣,一边共同听收音机里有意思的节目……那是深印在我脑海中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片断。

  如今我每一回忆,总会产生这样的一种思想——一男一女在二十多岁时结为夫妻,与在三十来岁时结为夫妻,恩爱和幸福的方式、内容皆大为不同。今天的许多新婚夫妻,虽也常被称作“小两口”,其实从年龄上根本不能算为“小两口”,只不过是夫妻而已。“小两口”之间的恩爱和幸福,绝非三十来岁结为夫妻的男女们所能“温习”的,也是无法仿效的。非要仿效也变意味儿。故我理性上虽不主张早婚,感性上却更愿对“小两口”之间的恩恩爱爱投以审美生活之目光。

  小媳妇回娘家一般从不空手。厂里发的工作服、劳保鞋、手套、肥皂、毛巾什么的,是她们常往娘家带的东西。她自己平素舍不得穿、舍不得用,她心里仍总惦着娘家人。她也常会背着家人,尤其背着父亲,往母亲兜里塞五元钱或十元钱,并悄悄说:“妈,别吱声儿,是给你自己的!”

  如果丈夫是在机关工作的男人,如果借丈夫的光,她的家在市中心,即使也只不过一间屋子,那么她回娘家的神态是很有几分高傲的。邻家的母亲们,也会以不仅仅是羡慕的目光看待她。她为了证明自己与一般小媳妇的不同,不但会穿得上下簇新,而且会拎两包点心。并不装在布袋里,就一眼可见地明面拎着。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寻常百姓之家一年到头也见不着一包点心。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电影里,不法分子拉拢革命干部下水,初次也不过就送两包点心。

  而她一进娘家门,她母亲就会埋怨她:“你真是,点心怎么不放布袋里呢?”

  母亲赶紧就会收起,怕邻家小孩儿来看见了,给吧舍不得,不给块吧显着小气。也怕自家小孩子伸手就抓块跑出去吃,馋得别人家小孩儿凑到跟前眼巴巴地看……

  如果那小媳妇还骑回辆新自行车,那么全院在家的男人几乎都将被吸引出家门,围着羡慕不已地看,问价,听了价,望“车”兴叹……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大姑娘,普遍而言,多属娴静型。我小时候没见过一个所谓“泼辣”的大姑娘。农村多,城市里太少。大姑娘往往具有两面性,她婚前娴静极了,婚后却往往会变得泼辣。如果她婚后仍住在从小长大的那个院子里那条街上,那么她给人的印象依然会是一个娴静的小媳妇。如果她搬到别处去住了,别处的人碰见她本街本院的人,谈论起她时往往会诧异地问:“她从前是那样的么?在我们那儿可一点儿不呀!”

  她给街坊邻居的印象是娴静的,在单位也许恰恰相反,拔尖儿逞强,得理不让人,没理也不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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