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青年对政治一向是特别虔诚的。
政治一号召，他便赤心应召。
于是某日集体进行照例的政治学习的时候，一向少言寡语的他，展开了几页写着密密麻麻的字迹的纸，作了他人生最郑重也最虔诚的一次学习发言。
用当年的话说，他对自己“动真格的”了。他果然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了。
他说，其实他是根本不配领导表扬的。
他说，他留给同志们的老实印象，是他伪装出来的假象。
他说，他的灵魂深处，其实存在着许多肮脏的、可耻下流的、见不得人的丑陋的思想意识。
他说，他经过一夜失眠，决定将它们抖落出来，暴露于同志们和领导们面前，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他说，抖落了，暴露了，肮脏外排了，自己的灵魂深处不是从此就干净了吗？
他坦白地承认他多次梦到过样板戏中的某某女演员，在梦中还和她干过那种说不出口的事；
承认自己多次偷看过本团的某某女演员冲澡；
偷看过另外一名女演员换衣服；
和第三个自己喜欢的女演员排练节目时，曾产生过希望能和她通奸的罪大恶极的念头；
他还有根有据有时间有地点有情节有细节地指出，其实本团男女演员之间、领导们和女演员们之间通奸之事每每发生；因为那些情形也是他怀着很肮脏的思想意识偷看到的。
他希望领导们同志们也能像他一样，自己对自己“动真格”的，自己跟自己“刺刀见红”，把自己们干过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自己们彻底地抖落抖落，彻底地暴露暴露。
他说作为一次学习发言，他不愿太多地占用大家的时间。为了证明自己虔诚的、认真的态度，他可以将自己的一本秘密日记交给领导；关于他自己的更多的下流意识，以及他所亲眼看到的别人们的种种可耻勾当，全部一一记在日记中了……
有一点显然需要指出——当年，他所偷窥到的事，却也并非皆属可耻。以欲给欲的勾当有之，而秘密的真情真爱，恐怕也是有的。
他桩桩件件“刺刀见红”地诉说时，会议室里一片死寂。似乎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不再喘气了。
当他终于闭上了他的嘴巴，那死寂又延续了几秒钟之后，凡是被他说到的人，不论男女，刹那间几乎全都扑向了他……
他们恨不得将他活活撕巴了……
而这是他决然没有料到的。
在他，那是忏悔。是以神圣的革命的名义当众进行的一次忏悔。无比虔诚的也是鼓足了从来不曾有过的大勇气所进行的一次忏悔。他原本以为自己忏悔了之后灵魂就会变得极其圣洁了，并且会感动别人的。
但是他遭到了一阵咒骂和殴打。
如果事情到此为止倒还算他幸运；然而这并不是最终的结果，这只不过是另一情节的开始……
简单地说，他在领导们同志们的眼里，成了一个小流氓。不，岂止是小流氓，是小小年纪的大大的流氓呀！
他的日记，遂成为他是“大”流氓的物证。
真是白纸黑字，铁证如山！
凡是被他说到和在日记里写到的人，都极端愤慨地抗议他的造谣诽谤，诋毁了他们的人格。
是可忍，孰不可忍？！
那日记被交到了县公安机关——由于事件不仅涉及县文艺团里的人，还涉及对革命样板戏中几位女演员的人格的文字侮辱，流氓行为的性质颇为严重，于是又被呈送到省公安机关……
在“文革”的年代，公检法由造反派们控制，一切判处过程从简。
流氓罪成立。
诽谤罪成立。
侮辱他人之人格罪成立。
再加一条“文革”年代才有的罪名——败坏革命样板戏罪——也成立。
于是他像下篇写到的那一个老农一样，也被戴上亮锃锃的手铐，推上呼啸而至的警车，拉到省城监狱去了……
他并不和我的朋友马云龙同一监号。但是马云龙入狱不久就听说有关他的事情了。在每天两次的放风时间，马云龙每次都能看到他。据马云龙讲，他确是一个形象挺不错的青年。用今天时尚的话说，是一个帅哥。然而，他的精神已经有些不正常了。他在狱中学会了吸烟。他的农民父母，嫌他犯的罪太丢人了，一次都没到监狱来看过他。根本没有一个人给他往监狱里送烟。在放风的时间里，他唯一必做的事情就是低三下四可怜兮兮地向别的犯人乞讨一支烟，或大瞪着一双目光呆滞的眼，在监狱的院子里四处寻找烟头。倘乞讨不到烟，也捡不到烟头，那么他有时会抢别的犯人正吸着的烟。那时候他具有攻击性。结果可想而知，肯定会遭到一顿拳打脚踢。有时候是被抢去了烟的犯人打他，有时候是看管人员打他。
不管打他的是谁，都会同时这么骂他：“臭流氓！”
马云龙可怜他，只要自己有烟，放风时总是会带着两三支，在院子里偷偷塞给他。
他，就会双臂肃垂，一脸虔诚，煞有介事地为马云龙背一段《纪念白求恩》中的语录，赞美马云龙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
贪婪地过了几口烟瘾之后，往往又会以思想家般的口吻对马云龙说出一句话：“其实，人是没有灵魂的……”
言罢，幽幽地，莫测高深地笑……
世上之事，往事便是往事。大抵，总是要成烟的。
所谓并不成烟的，无非那留给我们的思考——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然老百姓们明摆着都是弱势的，能从荒诞中汲取的，只不过是明哲保身的狡黠而已。人世间狡黠太多，就没什么意思了。
倒是那些强势的人们，该从依稀的烟气中看到禁忌，和黑色的不幽默……
二、“要是老婆归自己好，那土地就是归农民好”
马云龙先生是我的朋友，长我几岁。“文革”时期，对“四人帮”祸国殃民的行径深恶痛绝，付诸言论，于是被罗织罪名。他曾向我讲过几桩牢狱中的人和事，时隔久矣，我几乎全忘了。惟其二者，记忆深刻：农民和土地。
话说当年和马先生同牢的，有一个老农。沉默寡言，性极温良。一没偷过，二没抢过，三没奸过，更不曾杀人放火。什么政治观点，头脑里也是完全没有过的。
此老农之“犯罪”，纯粹因为土地。
因为曾经属于他的三亩几分地。
解放前，他是佃农。
解放初，他是土改积极分子。
后来，自然地，就分到了三亩几分地。土改工作组的同志较为偏心于他这一个土改运动积极分子，分到他名下的是好地。
当一份盖有大红印章的土地证交给他了，当写有他名字的木桩砸入地界了，当他确信三亩几分地真的属于他了，这一个祖上几代都不曾拥有过土地的农民，跪在那三亩几分地上，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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