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以为戒。
二、小城与古镇能拯救中国文化吗？
我以我眼回顾历史，正观之，侧望之，于是，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特别自信的结论——所谓中国文化之相对具体的摇篮，不是中国的别的地方，尤其并不是许多中国人长期以来以为的中国的大都市。不，不是那样。恰恰相反，它乃是中国的小城和古镇，那些千百年来在农村和大城市间星罗棋布的小城和古镇。
仅以现代史为例，我们所敬重的众多彪炳史册的文化人物，都曾在中国的小城和古镇留下过童年和少年时期的身影。小城和古镇，也都必然地以它们特有的文化底蕴和风土人情濡染过他们。开一列脱口而出的名单，委实气象大观。如蔡元培、王国维、鲁迅、郭沫若、茅盾、叶圣陶、郁达夫、丰子恺、徐志摩、废名、苏曼殊、凌叔华、沈从文、巴金、艾芜、张天翼、丁玲、萧红……
这还没有包括一向在大学执教的更多的文化人士，如朱自清、闻一多们；而且，也没有将画家们、戏剧家们、早期电影先驱者们以及哲学、史学等诸文化学科的学者们加以点数。
我要指出的是——小城和古镇，不单是他们的出生地，也是他们初期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理念的形成地。看他们后来的文化作为，那初期的烙印都是很深的。
小城和古镇，有德于他们，因而，也便有德于中国之近代的文化。
摇篮者，盖人之初的梦乡所在也。大抵又都有歌声相伴，哪怕是愁苦的，也是歌，必不至于会是吼。通常，也不一向是哀哭。
故我以为，“厚德载物”四字，中国许许多多的小城和古镇，是绝然当之无愧的。它们曾“载”过的不单是物，更有人，或曰“人物”。在他们还没成人物的时候，给他们以可能成为人物的文化营养。
小城和古镇的文化，比作家常菜，是极具风味的那一种，大抵加了各种的作料腌制过的；比作点心，做法往往是丝毫也不马虎的，程序又往往讲究传统，如糕，很糯口的一种；比作酒，在北方，浓烈，“白干”是也，在南方，绵醇，自然是米酒了。
一方面，小城和古镇，于地理位置上，即在农村和城市之间，只需年景太平，当然也就大得其益于城乡两种文化的滋润了。大都市何以为大都市？乃因它们与农村文化的脐带终于断了。不断，便大不起来。既已大，便渐生出自己的文化了。一旦有了自己的文化，则往往对农村文化侧目而视了。就算也还容纳些个，文化姿态上，难免地已优越着了。农村文化于是产生自知之明，敬而远之。小城和古镇却不同，它们与农村在地理位置上的距离一般远不到哪儿去，它们与农村文化始终保持着亲和关系。它们并不想剪断和农村文化之间的脐带，也不以为鄙薄农村文化是明智之举。因为千百年来，它们自己文化的不少部分早已与农村文化胶着在一起，撕扯不开了。正所谓藕断丝连，用北方话说，“打断骨头连着筋”。另一方面，小城和古镇是大都市商业的脚爪最先伸向的地方，因为这比伸到国外去容易得多、便利得多。大都市的商业的脚爪，不太有可能越过阻隔在它和农村之间的小城和古镇直接伸向农村并达到获利之目的。它们在商业利益的驱使下，不得不与小城和古镇发生较密切的关系。有时，甚至不得不对后者表示青睐。于是，它们便也将大都市的某些文明带给小城和古镇了。起初是物质的，随之是文化的。比如小城和古镇起先出现留声机的买卖了，随之便有人在唱流行歌曲了。而小城和古镇有了知识的青年们，对于大都市的文明自然是心向往之的。既向往物质的，更向往文化的。他们对于大都市的文明的反应是极为敏感的。而只有对事物有敏感反应的人，头脑里才会有敏感的思想。故一个小城和古镇中的有了知识的青年，他在还没有走向大都市之前，已经是相当有文化思想的人了，比大都市中的有了知识的青年更有文化思想。因为他们是站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立场，即小城和古镇的文化立场；进言之，乃是站在一种较传统的文化立场来审视大都市文明。那可能保守，可能褊狭，可能极端，然而，对于文化人格型的青年，立场和观点的自我矫正只不过是早晚之事。他们有自我矫正的本能和能力。他们一旦成为大都市中人，再反观出身的小城和古镇，往往另有一番文化的心得。古老的和传统的文化与现代的和新潮的文化思想在他们的头脑中发酵、化合，或扬或弃，或守或拒，反映到他们的文化作为方面，便极具个性，便凸显特征。于是使中国的现代文化景观纷呈。何况，他们的文化方面的启蒙者，亦即那些小城里的学堂教师和古镇里的私塾先生，又往往是在大都市里谋求过人生的人，载誉还乡也罢，失意归里也罢，总之是领略过大都市的文化的。他们对大都市文化那一种经过反刍了的体会，也往往会在有意无意之间哺予他们所教的学生们。
谈论到他们，才谈论到我这一篇短文的自以为的要点，那便是——我以我的眼看来，我们中国之文化历史，上下五千年，从大都市到小城、古镇，原本有一条自然而然形成的链条。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代又一代形形色色的文化人归去来兮往复不已的身影，典型的代表人物是孔子，他人生的初衷是要靠了他的学识治国平天下的，说白了那初衷是要“服官政”的。当不成官，他还有一条退路，即教书育人。在还有这一条退路的前提之下，才有孔门的弟子三千，贤者七十二。他们之中大多数后来也都成了“坐学馆”的人或乡间的私塾先生。而且其学馆又往往开设在躲避大都市浮躁的小城和古镇。小城和古镇，由此代代的才人辈出，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地输送往大都市；大都市里的文化舞台，才从不至于冷清。古代的中国，一名文化人士，一辈子为官的情况是不多的。脱下官袍乃是经常的事。即使买官的人花了大把的银子，通常也只能买到一届而已。即使做官做到老的人，一旦卸却官职，十有七八并不留居京都，而是举家还乡。若他们文化人的本性并没有因做官而彻底改变，仍愿老有所为，通常所做第一件第一等有意义的事，那便是兴教办学。而对仕途丧失志向的人，则更甘于一辈子“坐馆”，或办私塾。所谓中国文化人士传统的“乡土情结”，其实并不意味着对农村的迷恋，而是在离农村较近的地方固守一段也还算有益于他人、有益于国家民族的人生，即授业育人的人生。上下五千年，至少有三千年的历史中，每朝每代，对文化人的这一退路，还是明白地给留着的。到了近代，大清土崩瓦解，民国时乖运戾，军阀割据，战乱不息，强寇逞凶，疆土沦丧——纵然在时局这么恶劣的情况下，中国之文化人士，稍得机遇，也还是要力争在最后的一条退路上孜孜以求地做他们愿做的事情的。
然而，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连一心想要做的都做不成了。他们配不配做，政治上的资格成了问题。一方面，从大都市到小城，到古镇，到农村，中国一切地方，空前需要知识和文化的讲授者、传播者；另一方面，许许多多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在运动中被无情地打入另册，从大都市发配甚至押遣原籍——亦即他们少年时期曾接受过良好文化启蒙的小城和古镇。更不幸者，被时代如扫垃圾一般扫回到了他们出生的农村。然后是“反右”，再然后是“文革”，文化人士和知识分子魂牵梦绕的故乡，成了他们的人生厄运开始的地方。而农村、古镇、小城、大都市之间，禁律条条，人不得越雷池半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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