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打你了？”
“贺小虎！”
“贺伯伯的小儿子？你惹他了？”
“我没惹他！是因为胖妈！”
“因为胖妈？”
“他说：‘你爸把我家辞退的那个女佣人收留了，纯粹是给我们家戴眼罩！我得在你身上替我们老贺家出口气！’”
“胡诌！”当爸爸的两步跨到儿子跟前，“你撒谎！”
“我就没撒谎！他还说：‘我妈要找你爸问罪哩！’他就是这么说的！”
“给我住口！”当爸爸的大吼一声，呼呼喘粗气，掏出烟盒，手指颤抖得几次划不着火柴。
胖妈不知何时离开了这个房间。
当妈的息事宁人地瞅瞅老伴，瞧瞧儿子，连说两句：“吃饭！吃饭！”
……
第二天，严局长来到了儿子的学校。
没下课，他在一间教室的窗前倒背双手，踱来踱去。
六年级的语文教师是认得他的，走出教室尊敬地问：“严局长，有事吗？”
他很客气地回答：“老师，请您把贺副书记的儿子叫出来一下。”
那学校里的小霸王被叫了出来，大大咧咧地称了他一声“严叔叔！”他平静地说：“小虎，你过来！”
贺小虎走到距他两步远处，站住了。
“再走近点嘛！”
又走近一步。
“转过身去！”
迷惑地瞅瞅他的脸，转过了身。
他一手掐住那小霸王的后脖梗，像按牛头一样按将下去，另一只手高高举起，在那尽是肥肉的屁股蛋上重重一掌！
“这一下，替你死去的爸爸管教你！”
那家中的宠儿娇子，学校的恶少霸王，用杀猪似的叫喊对这种管教方式抗议。
又是一巴掌！
“这一下，因为你经常欺负小同学！”
第三巴掌！
“这一下，是让你记住回去告诉你妈，她什么时候来问罪，我等她！”
这位局长对什么事儿都像对工作一样认真。他一丝不苟，从容不迫地顺利结束了眼前这档子事，放开了那贺家楼里的宝贝疙瘩，颇满意地轻轻拍了几下手，好像要拍掉手上实际并不存在的什么脏东西似的。尔后，他朝那年轻女教师转过身去，十分抱歉地微微一笑，说：“真是对不起得很，打扰您上课了！可是，现在还不能向您解释什么！”说罢，不再理睬那一把鼻涕两把泪的小霸王，对女教师点点头，扬长而去。
教室里的学生们，刚才都离开了座位，隔着窗子朝外看。对于他们，这可比听评书“鲁提辖拳打镇关西”有意思多了。
严局长，这位山东大汉，不是教育家，没有三娘教子那份耐心劲儿，无论对自己的孩子还是别人家的孩子。他奉行的原则是：教育，必须给对方留下深刻的记忆。
女教师朝鼻梁上推了推眼镜，愕然的目光一直把他的背影送出学校大门。
这天晚上，严局长回到家里，连晚饭也没顾上吃一口，就又赶到了火车站，第二次把胖妈从那里接回家……
当胖妈开始天天手儿牵着手儿送小婷婷去上学那一年，严局长夫妇经受了那场他们没有思想准备的残酷的考验。
揭发，批判，喷气式，游斗，毒打……这些都是不必细述的了，生活中提供的真实材料会补充读者的想像的。
严局长夫妇先是进了“牛棚”，后来到干校，再后来被遣送到劳改农场。在他的所有“罪行材料”之中，最有分量的一条是“对共产党怀有刻骨仇恨，实行阶级报复”。这一条的揭发控诉者是贺家楼的那个寡妇。一种不被人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天衣无缝地联系在一起，构成了一条罪行：他曾被抓过壮丁，当了两年国民党兵。当年是贺副书记亲手在战场上将他“解放”的。因此，他管教贺小虎那桩事，就被上纲到“阶级报复”的高度。而且，这条罪行是多么符合那条“这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实质上是共产党员领导的广大人民群众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斗争的继续”的“最高指示”哟！
严宅成了造反派大本营的一个分指挥部。现实生活是多么轻而易举地就改造了一个人的性格啊！严宅“改天换地”那一日，胖妈把婷婷推进最小的一间屋子里，自己堵在门口，横握一根大擀面杖，双眉倒竖，二目圆睁，一字一句地说：“这间屋子得留给我们！我们不能睡到马路上去！哪个敢欺负小姑娘，我就跟哪个拼了！”
那些人们知道她的成分追溯到十八代以上也是苦大仇深的贫农，一清二白。为了显示他们掌握斗争大方向和政策方面的水平，他们并不为难她。
“嚯！真有股子沙老太的劲儿！可惜你捍卫的不是共产党员，是国民党哟！”他们直觉得这女人可笑，嘲弄她。
其中有一个就给她讲起外国的“农夫和蛇”的寓言和中国的“东郭先生”的故事。
她对这种善意的启蒙嗤之以鼻。
她这种执拗倒获得了他们的一点好感。
他们答应了让她和婷婷继续住在这里，不过有一个条件：她须做他们的勤杂工。
她应诺了。
她天天送婷婷去上学。放学前早早儿地就守在学校门口迎接婷婷。她怕她的“心尖儿”在学校或是在路上受人欺凌侮辱。唾沫、泥巴、石块儿朝她们飞来的时候并非没有过。这时她就紧紧把“国民党反动派的女儿”保护在怀里。
靠她过去的一点小小积蓄，她们相依为命。那时亚文已经下乡插队去了。
他第一次探家的时候，胖妈对他说：“孩子，我听人说你爸爸在劳改农场病得很厉害，你该领着妹妹去看看他。”
亚文不吱声。
她又问：“你给你爸爸妈妈常写信？”
他还不吱声。
“你怎么不说话？”
“别谈这些了好不好？”他不耐烦起来，“胖妈！我是全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我怎么能够……”他走了。
她自己领着婷婷去看了严局长一次。她们并没有看到他，捧回来一个骨灰盒。
祸不单行，严局长的老伴不久也在另一个劳改农场去世了，她们连骨灰盒也没有拿到。
亚文不久由公社“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典型成为了全县的典型。
“家”，只有胖妈和婷婷。
一天，胖妈问：“婷婷，你想学画画儿不？”
“我？谁教我呀？”
“这附近新搬来一个老画家，我常帮他洗衣服，拆被子，抓药……他挺感激我的，他会答应教你画的……不过可得偷偷学！”
婷婷不语，像小时候那样习惯地一只手搂着胖妈的腰。
胖妈轻轻抚摸着那只手的手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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