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改革和腐败之间有一个相当大的误区，也可以干脆说是一个相当大的社会“黑洞”。一个时期内，一些帮阑文人和一些帮闲理论家，写出过许多帮闲式的文章。这类文章一言以蔽之地总在唱一个调子——要改革，腐败总是难免的。只要老百姓一对腐败表示不满，这个调子总会唱起来。
一个时期内，老百姓的直接感觉是——分明的，有人是极不爱听关于腐败的话题，听了是不高兴的，是要以为存心大煞改革的风景的。于是后来老百姓也不屑于议论了，表现出了极大的令人困惑的沉默。沉默地承受着，承受着物价的近乎荒唐的上涨，承受着腐败的得寸进尺，肆元忌惮。不就是要求老百姓一概地承受吗？那就表现出一点儿心理承受能力给你们看。即使在今天，者百姓认为最没劲的话题也大概莫过于腐败的话题了。老百姓内心里的真实想法——似乎是要伴随着腐败一齐往前混……
时代变了，猫变了，狗变了，文学也变了，小说家和诗人，不变也得变。原先是斗士，或一心想成为斗士以成为斗士为荣的，只能退而求其次变成猖士，或者干脆由猖士变成隐士。作一个现代的隐士并不那么简单，没有一定的物质基础虽然“隐”而“士”也总归潇洒不起来。所以旁操它业或使自己的手稿与“市场需求接轨”，细恩付也是那么的情有可原。
而我自己，如今似乎越来越悟明白了——小说本质上应该是很普通、很平凡、很寻常的。连哲学都开始变得普及的时代，小说的所谓高深，若不是作家的作秀，便是吃“评论”这碗饭的人的无聊而鄙俗的吹捧。我倒是看透了这么一种假象——所谓为文学而文学的作家，在今天其实是根本不存在的。以为自己是大众的启蒙者或肩负时代使命的斗土，自然很一厢情愿，很堂·吉河德。但以为自己高超地脱离了这个时代，肩膀上业已长出了一双仿佛上帝赋与的翅膀，在一片没有尘世污染的澄澈的文学天空上自由自在地飞翔，那也不过是一种可笑的感觉。
从此我在许多事情上都非常相信机遇了。
机遇决定了多少人的命运啊！
生活中，有多少人，仅仅因为没有机遇，便默默无闻。丽一旦有了机遇，谁又能断定走在大马路上的一个什么人，不会在一番什么事业中取得什么成功呢？让我说，人啊，为别人更多地创造机遇吧！果然人人如此，我们每个人的机遇也便在其中了。某些人苦苦追求某一事业而不成功，有时实在不是因为缺少才华，而是缺少机遇。进而言之，是缺少为他或她创造机遇的一些人们。我们为他人创造机遇，更多的时候并不损失我们自己的什么利益。何乐而不为呢？仅仅因为“我不能，你便也休想”这样一种心理，断送了别人可能一辈子只有一次的机遇，那是多么该诅咒的行为！这样的行为在我们生活中太多了。少一点，生活将会变得美好！
有一部电影中的一个情节，令我感动至深，永难忘记。
年轻的肖邦初到巴黎，无人赏识他的音乐才干。他偶识了乔治，桑——这也是机遇。乔治，桑引他进入自己的沙龙的第一天，邀请了许多音乐界名流，告诉他们，大音乐家李斯特将为他们演奏钢琴曲，但有一个条件，需熄烛听之。黑暗中，钢琴声将所有的人都陶醉了。琴声止，掌声起。乔治·桑挽着李斯特持蜡烛走至钢琴旁。这时人们才发现，演奏者原来并非李斯特，而是一个陌生的年轻人。持在法国女作家手中的蜡烛，照亮了未来的大音乐家的脸。
李斯特说：“这位年轻人演奏得好极了！我非常羡佩他的音乐天才！”
也许是虚构。但是真美好！美好的乔治·桑！美好的李斯特！当时眼望着银幕，我流泪了。从此喜爱乔治·桑的作品，喜爱李斯特的乐曲，尤胜喜爱别的作品和别的乐曲。乔治·桑与肖邦的爱情，对我来说，也成为容不得什么人的什么文字非议的爱情了……
到了年龄，小伙子们总希望某一个姑娘不再是自己的“知青姊妹”，而成为自己的妻子。这是任谁也没办法阻止的。只有互相不被吸引的青年男女之间才有所谓纯粹的友谊。这是一条关于男人和女人的定律。伪君子们才企图证明这条定律是错误的。
谁动用过卑下的心术，淮就将得到等量的报应。动用没动用心术，这是该不该原谅的界线。
研究起来，年轻人的爱出风头，大抵是因为姑娘们的存在。正如不见雌孔雀，也末受什么鲜艳色彩的刺激，雄孔雀是懒得歼屏的。只有小伙子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出风头的小伙子，也没多大兴致出风头。反之，只有姑娘们在一起的时候，连最爱打扮的姑娘，也没多大兴致打扮自己。出风头实在是小伙子们为姑娘们“打扮”自己的特殊方式。
无论是什么人，说了我不赞同的话，无论什么场面下，我也会起而反驳，全然不计后果。这是我本性中的另一面。与我的爱出风头，相得益彰，互为衬映，显现出一个性情中的真我来。
如今已经三十六岁，爱出风头的年龄早已过去了，与多情的年龄一块儿过去了。从个人的教训中，从别的爱出风头者们的庸俗中，体会到了这种庸俗实实在在是对一个人自己的莫大损害，也就学会了一点自尊。人既从自己的教训中发现自己的劣点，也会从别人的庸俗中总结出自己应当如何做人的原则。不惑之年仍大惑不悟，好比女人的更年期无限延长。那是怪不幸的。
试想这“坏人”的罪名，对于好人来说，是作践到家了。它太容易使人猜测到道德败坏，腐化堕落，以及与女人乱搞关系一类事情上去。而且又是自己无法向别人申冤的。
黑色幽默之戏剧之文学，在中国人的生活中蕴含着大量大量的素材与启示，却怎么在外国异军突起了呢？不是中国作家和戏剧家们的一大遗憾吗？这些人，这些事，渐渐使我意识到，复旦是不能满足我强烈的求知欲的。它可以给予我的只能是另外一类东西：入党，理想的分配去向，政治垫脚石。想要多少块，它可以给你多少块！但需要等量的“实际行动”去换取——在“文革”后期，几乎所有的大学都这样。
出卖自己也总需要点勇气。彻底出卖自己则需要大的勇气。
无所畏惧——其实是一种自我感觉。因为我深知、言行不慎、我是会比以前任何一次都被“出卖”得更惨的。“出卖”——各种人们之间的各种“出卖”，已不复能用“品德”二宇解释，那是那一历史时期的“流行病”。如果放在特种显微镜下分析，每个最渺小的病毒，都带有那一历史时期的政治的特征。
我们中国人的心理真是不可琢磨。我想。把女人的腿画得那么修长、那么秀美、那么迷人，涂以肉色，而将女人们的脸都画得像七八岁的小女孩的脸似的。于是夹在书中，压在玻璃板下，时时“欣赏”，便心安理得了。仿佛“欣赏”的是小女孩，非属女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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