渥伦斯基“爱”安娜是真的。
安娜对他的“爱情”也是真的。
悲剧是由二人所要求的东西在本质上不同造成的——安娜要有责任感的“爱情”，它必然与“婚姻”连在一起，成为完整的要求。渥伦斯基仅要不附加任何责任前提的“爱”。他认为有爱已足够了。连安娜为他们的“爱”而毅然离婚，在他看来都是愚矗的，不明智的。
一个现象是——某些大谈“爱情”至上的男士们，其实本意要的仅仅是“爱”。
但另一个现象是——渐多起来的女人们，也开始为男人们预设圈套了。她们以自己为饵，钓男人们的钱财。
牛郎织女式的夫妻，在寻常百姓中一对儿一对儿的依然很多很多。他们的生活里离不开生儿育女，离不开萝卜白菜，离不开吵架拌嘴，但也离不开责任感。责任感是他们组成家庭之前的最神圣的相互承诺。谁主内，谁主外，大的开销究竟谁说了算，小的花费谁有自主权，诸如此类一切某些男士和女士嗤之以鼻的内容，在他们都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但是据我看来，这些俗内容，一点儿也不影响他们一对儿一对儿的夫妻恩爱着。
在没有婚姻为载体的“爱情”中，到头来，遍体鳞伤的几乎注定了是女人。她们获得过的某些欢乐、某些幸福，往往被最终的悲伤抵消得一干二净。
在没有婚礼为载体的“爱情”中，女人扮演的只能是“情妇”的角色。
而古今中外，这一角色，乃女人最不甘的角色。也是最不符合男女之间自然关系的角色。即或那些专以猎名流、傍权贵、傍“大款”为能事的女人，一旦觉得巩固了“情妇”的地位，也还是要产生颠覆“情夫”既有家庭取代对方妻子的野心的。这时的男人用他们“爱至上”那一套哄她们是根本没用的。所谓哄得了一时，哄不了一辈子。结果男人大抵只有三个选择——要么离婚，承认自己“爱至上”那一套论调的破产，面对既又“爱”了，就还是免不了结婚“至上”的现实。要么给她们以多多的钱财，多到她们终于满足了不打算“造反有理”为止。要么，被逼得走投无路，狗急跳墙，杀了她们，或反过来被她们所杀。
所以，据我想来，无论在外国还是在中国，“情人节”永远不会是一个值得被认真对待的日子。这是一个暖昧的灰色的日子。这世界上没多少人会真正喜欢这个日子。真的处在正常的热恋关系的男女，每一个日子都可以是他们的“情人节”。他们在那一天的拥抱和亲吻，不见得比在别的日子更温存更热烈。而既是“情妇”或“情夫”，又是丈夫或妻子的男女，肯定的，恰恰是很避讳那一天的。
即使瞒天过海凑在一起了，各自心里的感受和感想也会很苦涩。
我觉得，事实上，一个作家是很难与他或她的读者“们”交往的。
我相信大多数的作家皆和我一样，内心里最真实的愿望恰恰是拥有充分的独处的时间。究竟能拥有多少这样的时间，对作家是至关重要的。如果这种时间居然被情愿地或不情愿地压缩到了最少的程度，那么在我看来是值得同情的。
试问在中国，在目前，卓绝的评论家大名阿谁？差不多够个评论家的，我几乎都读过他们的文章，当场对面听过他们的发言。他们中有我极尊敬的人，但是我不觉得谁卓越。正如我看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作家，没谁招得起“卓越”二宇一样。
评论和创作一样，在我看首先是职业。职业者、“啖饭之道”。
从天性上，我喜欢静。喜欢独处。
独处对我是最好最好最好的时光。
鲁迅在他所处的时代，是一位受伤颇多的作家，所以才说那样激烈的话。鲁迅还说过——跟死神走那一天，“一个也不宽容”。鲁迅的话常使我身冷。我能理解一个人不得不“横着站”内心里那种感觉。
我基本上同意鲁迅的话。
但仅限于相对鲁迅而言。
过于追求虚荣而又毫无同情心的女人我不与之交往。
女人而毫无虚荣是为女神。
女神又是根本没有的。
我不会主动与任何女人交往。
在中国，在现实中，有林黛玉那一种“自我中心”的缺点中女人比比皆是；有林黛玉那一种“淡泊功利”的女人风毛麟角，我没遇见过。
在都市里，我认为也不太可能有了。
宝玉一向被中国文人们说成是“叛逆”的典型，实在是中国文人们的故意的误导。宝玉身上，寄托着仕途失意的中国封建文人的“情结归宿”。说穿了是，以小儿女情替士大夫心。嘴上赞着宝玉，骨子里还是想当官的。若当不了官，最好宝玉似的，身边有一大群尊尊卑卑的红颜相陪着打发寂寞。宝玉的生活，是封建旧文人们“服官政”以前的向往，也是服不成官政以后的美梦。
中国封建文人们的骨气，大抵是当不成官以后的表现。之前便有的极少。宝玉身上有的根本不是什么骨气，只不过是自小在女人堆儿里被宠坏了的“女气”。宝玉非是“叛逆”的典型，是颓废的典型。
男人们的心理上，不但有“恋母情绪”，还有“恋妹情结”。无妹可恋的男人心理上也有此情结纠缠。男人疲惫了，就想变成孩子，于是从“恋母情结”那儿找安慰；男人自我感觉稍好，就想充当“护花使者”，于是“恋妹情结”满足男人的关怀心。曹氏之伟大，在于塑造了林黛玉这一男人们的尤其男文人们的“世纪妹”形象。她美、病、是孤儿、寄人篱下、有才华、多愁善感、任性、爱耍小脾气，但是本质不坏，高兴或不高兴时，谈锋永远的机智尖酸却又不失俏皮……这一切都极符合男人们措香伶玉的条件。曹氏伟大还伟大在，虽没读过弗洛伊德，却也堪称男人们的心理分析大师。
一部《红楼梦》，栩栩如生，细致人微的人物，自然首推宝玉、黛玉、宝钗。在我看来，宝镀是正常的；黛五是病态的，体质上那样，心理上其实也那样。生理上的病根糠令人怜悯，心理上的阴幽幽令人反感。作为少女当予体恤，作为女人需要批评。这人儿身上体现出“病态美”，中国传统文人们一向也喜欢这个。中国传统文人们对女性的赏悦心理，其实一向同样是有几分病态的。
至于宝玉，太让人腻歪了。他“脚踩两只船”的“爱情游戏”，丝毫也无打动我处。我的儿子将来若有半点儿像他，我一定用巴掌加皮鞭调教过来。
这个卡耐基纯粹是胡说八道。
公关小姐、交际秘书、庸官、直销雇员以及一切专业上没有出息的人，才会拿出百分之八十五的时间和精力去搞人际关系。
每个人都应该具有这样的能力——在学校，在单位，在社区，尽量使自己的存在不令别人讨厌。依我看谁都不必刻意去获得别人的喜欢，不令别人讨厌也就足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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