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可欺，民心不可辱。他们看在眼里，心中是自有一杆秤的。
贫穷的经历只有对人有以上的“教化”意义，它才算是一笔“财富”。否则，贫穷只能是罪恶。而且几乎只能滋生罪恶。
“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一句话，又如一条潜在水底的怪鱼，由于记忆的死搪受到剧烈的搅动，大张着可怕的嘴，吐着一串串混浊的水泡，（疒参）人地浮出水面了。
我又由“政治是非凡的痛苦”这句话，联想到刘少奇。堂堂国家主席，最后竟是被绑在一处神秘的土监中的一只条凳上苟活了许多日子。连用自己的真实名字死去的起码权利都被剥夺了……
当然，还联想到了彭德怀、贺龙，被摔断过一条腿的罗瑞聊，以及许许多多中国共产党高层领导人物的可悲下场……
联想到了前苏联“斯大林时期”的政治大清洗。
联想到了美国历史上被刺杀的两位总统——林肯和肯尼迪。
的的确确，在人类历史演进的湍湍长河中，“政治”二字常伴有血腥之气。依我看来，其对人类的负面危害，是大于“战争”二字的。因为说到底，战争亦即“政治”的一种特殊手段。
只不过，不知为什么，在一个时期内，中国大谈特谈“先使一部分人富起来”太多太久了，谈“改革开放”的最终原则太少太不够了。
谈方法多了，谈目的少了，方法就容易给人某种错觉，仿佛已经实际上成了目的本身。真正的目的，也就难以被深人人心地相信。当人们开始怀疑目的之时，方法的说服力也就随之丧失。
我认为，所谓“后马克思主义者”，其实就是一种思想上更为现实的，克服“乌托邦”倾向，但对社会进步又仍抱有理想追求，不满足于现状，尤其不向现实中的不公平不合理现象妥协的思想者。
一个国家在其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完全采取肆水自流的态度是不可取的，还是要多多少少注人一些理想的目标成分为好。而那理想的目标成分，说到底，又几乎可概括为一条——从广大民众的利益出发。
我这样的一个写小说的人，与某些政府官员之间，倘论友谊，那友谊也更是从前的某种特殊感情的延续。能延续到如今，已太具有例外性。这一种友谊在现实之中的基础，其实是较为薄脆的，因而尤需珍视。
妹妹，为了过好一种小百姓的生活而永远地打起精神来！小百姓的生活是近在眼前伸手就够得到的生活。正是这一种生活才是属于我们的。
一个时代的发展，体现于一座城市，往往是明显的。五六年内，多了几片楼区，几座立交桥，几瞳摩天大厦，人们就都会承认，发展了，变化了。但体现于小百姓的实际生活方面，则往往就不那么明显了。非与自己十年二十年前乃至父辈们的生活状况相比，是不大容易被自己承认的。
面临困难尤要保持乐观。重要的是，将我们的生活的追求标准，定位在小百姓这一广大的阶级层面上，即或眼前面临失业的窘况，也要较乐观较有信心地去为实现自己小百姓的小康日子孜孜奋斗。
杂文好比是文人自己选择了并且穿上的一件斗牛士才穿的服装，而散文却好比永不过时的休闲装。
我认为今天原本应该是一个杂文活跃的时代。而明摆着的道理，今天又根本不可能是一个杂文活跃的时代。一言以蔽之，杂文首先是写它的人，用它对社会各方面现象发表的一种“意见”。在诸文体中，杂文最像公开的“意见书”。而且往往是尖锐，甚至尖刻的那一类“意见书”。即或幽默，那幽默也常属黑的、冷的、辣的。所以在“原本应该”和“根本不可能”之间，原因是不言自明的。我发现许多报上的杂文越来越少。杂文显然是越来越不讨人喜欢了。先是不讨眼睛长了钩子似的监察报纸的某些人们的喜欢，自然的也就不讨编报的人们喜欢了。或者他们只能心里暗暗喜欢，原则上却要敬而远之的。
杂文的作者，由于所观察的往往是社会的丑陋现象，由于常将杂文当了“巴首”和“投枪”，便又往往的会变成所谓愤世嫉俗之人。
这样的人，现在是越来越“不合时宜”了。“不合时宜”便孤独。孤独而仍要取一种“斗士”的姿态，便不免的常会心生出诸多悲慨来。而悲慨久之，是伤主智的。每每被讥为当代“唐·吉河德”时，那悲慨便尤甚，会直蚀进灵魂里去的。
在中国当代史上，毛泽东的伟人地位永远不可动摇。继孙中山之后，无人可与相提并论。进言之，在中国五千余年的文明史上，毛泽东这个名字，使历代帝王将相以及历代杰出的政治人物黯然失色。他的摄政权威超越于一切中国帝王；他的军事谋略堪称中国的另一部《孙子兵法》；他的思想在其逝世二十年后的今天，仍对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头脑，尤其四十五岁以上的中国人的头脑，发生着先人为主的，同时又依赖难舍的影响。
伟人既逝，随着时间的推移，便渐成“历史人物”。伟人的名字一旦完全的历史化了，也就没有了现实中人所享有的肖像权、隐私权、名誉权等一概起码的“公民权”可言，往往被当作了“出版自由”的“一道菜谱”。
历史的“头脑”所记住的，永远是有缺点的，包括有污点和劣点的伟人和名人，而将“完美”的普通人的名字一概地予以忽略。
对历史而言，人最大的“缺点”是普通。
对普通人而言，伟人和名人最大的“缺点”是不“完美”。
但在历史的专门词典里，从来不收入“完美”这一词条。
作为共和国同龄人的我，多么希望中国能出现一部关于毛泽东的，其认识价值如美国的麦克阿瑟晚年所著的关于“越战”问题的权威性的书啊！
我认为我的希望，也代表着许多中国人，尤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想法。
同时我也明白，在近五六年内，希望只能是希望。
一个中国人，哪怕将“毛泽东现象”思考明白了一点点，对于中国之事，或许也就会看得稍微清楚了几分吧。
现在我们知道，马克思本人并不标榜自己是什么所谓马克思主义者。更明确地说，马克思本人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积极的倡导者和鼓吹者。恰恰相反，他是一位并不希望看到“暴力革命”真的发生的社会学者。
毛泽东是马克思学说中那一部分“革命”思想的最虏诚的信徒之一。也是最坚定的实践者之一。
现在，有些中国共产党入迷悯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在最基本的观点上似乎错。因为资本主义不但没有死亡，反而空前地繁荣昌盛了起来。
其实马克思主义恰侩在这一点上并没有错。因为马克思的预见的前提是——如果资本主义并不能寻找到缓解阶级矛盾的有效方式，那么它将有可能被无产阶级纷纷兴起的“暴力革命”所埋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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