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底，我认为，我们成人社会应向他们传递的是这样的意识——学生还是应以学为主。不要分心，好好学习。至于谁该对国家更有责任感，结论是明确的，那就是中年人。责任，包括附带的那份误解和沉重……
“文革”对文化进行了空前的几乎是彻底的扫荡之后，在当年中国人的精神空间发生了些什么现象呢？
首先是——“文革”的“旗手”江青自己，最耐不住一个没有文化的时代的空前寂寞了。
江青自己当年却要看美国电影。比如《冷酷的心》，比如《海盗》，比如《飘》。在很秘密的地方看，拷贝是用美金从香港买的。
“文革”的文化及文化现象，说明了好几条接近着真理的社会事实。
比如——在任何时代，文化的享受都同样是分等级的。在政治时代是政治特权，在商业时代是金钱。
比如——文化艺术其实是根本扫荡不了的。想要实行“三光政策”的人，自己首先注定了比老百姓更耐不住文化艺术空间空白的寂寞。
比如——老百姓有一种天生的本能，那就是他们能够非常具有创造性地满足自己的娱乐。实在没了条件，连压制他们娱乐权利的政治本身，竟也可被他们以娱乐的方式去对待。
比如——政治一旦被娱乐化，政治就开始滑向庸俗了。而滑向庸俗的政治，其权威性也就开始瓦解……
曹雪芹一生只写了一部《红楼梦》，而且后来几乎是在贫病交加，终日以冻高粱米饭团充饥的情况之下完成传世名作的。
在我看来，这是很值得同情的。我一向确信，倘雪芹的命运好一些，比如有条件讲究一点饮食营养的话，那么他也许会多活十年。那么也许除了《红楼梦》，他还将为后世再多留下些文化遗产……
全世界一切与苦难有关的优秀的文学和艺术，优秀之点首先不在产生于苦难，而在忠实地记录了时代的苦难。
文化人和艺术家的苦难，从来不是文化和艺术必须要求他们的。也和一切世人的苦难一样，首先是人类不幸的一部分。
如果说“丝绸之路”是一条商路，那么，“走向美国”的路，显然也是一条商路——“走向美国”的中国人，销售的已不再是丝绸，而首先是自己。这说起来有些通航，但几乎接近着事实。
走在古代“丝绸之路”上的中国人，其艰辛（还往往一路险象环生）是在走着的时候；今天“走向美国”的中国人，其艰辛却主要是在走到了以后。
中国文字太丰富。有些字几乎只可意会，不可言传。比如“逸”宇。我总觉得是一个有仙气的宇。是的，不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神，而是指它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仙。那么，神抵和仙人究竟又有什么区别呢？我也说不大明白。可能仅仅在于气质的不同吧？凡人遇到了神，不管是大神还是小神，心中都会生出敬畏吧？但仙一般都是不严厉的。仙是慈祥的。比如八仙中的任何一位，仅从形象上看，似乎也都是愿意和好人交朋友的。仙一般是不故意摆出神的架子的。所以神女和仙女，似乎也历来是传说中的两类不同的女性。神女往往以尊贵的形象而现于世。仙女则不同，仙女看去都是平易近人的。
无论任何一个民族，无论它在任何历史阶段或任何时代，它都根本不会陷入这样的误区——将美的事物判断为不美的，甚至丑的；或反过来，将丑的事物，判断为不丑的，甚至美的。
在某些土著部落中，女性一般是不涂面的。少女尤其不涂面。被认为尚未成年的少年一般也不涂面。几乎一向只有成年男人才涂面。而又几乎一向是在即将投入战斗的前夕。少年一旦开始涂面，他就从此被视为战士了。成年人们一旦开始涂面，则意味着他势必又出生人死一番的严峻时刻到了。涂面实非萌发于爱美之心，乃战事的讯号，乃战士的身份标志，乃肩负责任和义务决一死战的意志的传达。当然，在举行特殊的庆典时，女性甚至包括少女，往往也和男性们一样涂面狂欢。但那也与爱美之心无关，仅反映对某种仪式的虚诚。正如文明社会的男女在参加丧礼时佩戴黑纱和白花不是为了美观一样。至于以银环箍颈，实乃熔耀财富的方式，对于男人，女人是财富的理想载体。豆古如兹。颈长足尺，导致病态畸形，实乃熔耀的代价，而非追求美的结果，或者说主要不是由于追求美的结果。这与文明社会里的当代女人割双眼皮儿而不幸眼瞳发炎落疤，隆胸丰乳而不幸硅中毒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可怎么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在占世界人口几分之一的人类成员中，在近千年的漫长历史中，集体地一直沉涸于对女性的美的错乱感觉呢？以至于到了清朝，梁启超及按察史董遵宪曾联名在任职的当地发布公告劝止而不能止；以至于太平军克城踞县之后，罚劳役企图禁绝陋习面不能禁；以至于慈禧老太大从对江山社稷的忧患出发，下达懿旨劝禁也不能立竿见影；以至于身为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亲作“劝不缠足文”更是无济于事；以至于到了民国时期，则竟要靠罚款的方式来扼制蔓延了——而得银口八九十万两，年三万万两。足见在中国人的头脑中——钱是可以被罚的，女人的脚却是不能不缠的。
美女绝非某一个男子眼里的美女。通常她必然几乎是一切男子眼里的美女。他人的贬评不能使她不美。但她自身的内在缺陷——比如嫉妒、虚荣、无知、贪婪，却足以使她外在的、人人公认的客观美点大打折扣。
美是大的脸庞上的笑靥。因此需要有眼睛，以便看到它；需要有情绪，以便感觉到它。
在某时代和某社会阶段，体制弊端多多，腐败现象严重，贫富差距天上地下，社会财富的配置极不公正，一类知识分子看在眼里，心中明白，了解得特别清楚，于是发出批评乃至批判的声音，那是多么正当又正常的呢？倒是缄默显得很不正常了。难道不是这样吗？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本身并不可笑。倒是诱导知识分子改变这一角色的言论，无论多么的时髦，本质上是动机可疑的，有时甚至意味着是一种乔装了的反动。知识分子（当然指你所说的那一类）不需要那一种言论的诱导。
知识分子无非这么几类：一类由于长期的职业特点，几乎与世隔绝，埋头致力于专业，对社会丑恶现象知之甚少，也根本不想多知道；一类其实知道的并不少，亲历亲见的也很多，但吸取经验教训，明哲保身，避而不谈，保持大智若愚的沉默；一类看到了，知道了，相当清楚地了解了，于是就要说。别人认为自说，自己也还是要说，非说不可。有时甚至会拍案面起，大声发出呵斥……
这三类知识分子，所以这样，所以那样，乃是由于不同的成长背景、不同的个人经历，甚至不同的性情所决定的，都有各自的理由，那就随各自的意愿去做为好。
“文如其人”——此话于散文，更有普遍性。于小说，可能恰恰反过来。小说描摩外部世界，散文则如心泉流淌。想丝毫也不汇人其人的本色，须高超的文的技巧。我绘自己定的原则是——文章不妨泼辣，不妨激烈，不妨棱角鲜明，这汲什么不可，也不算大的毛病。但为人则须温良敦厚，宽忍谦和一些，这也不是“人格分裂”。即或是，这种“分裂”于人于已于社会，也不构成危害。但若反过来“分裂”，那就太可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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