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狡猾是一种冒险_梁晓声【完结】(86)

  春节前我将独自回哈尔滨去,将我可怜的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出,陪他度过春节。五月份,春暖花开,我要陪他在国内旅游一次。之后与哥哥同回北京。我的打算是,待儿子上了大学。我在京郊买套小小农宅,与我的哥哥去生活。种花菜,事稼稻,读书,写童话,过我一直所向往的玄静谈泊,无所屈挠,保性存真的日子,了此余生……

  那时,倘你们夫妻来北京,倘去郊区看我,我将策驴车以迎接,花径缘客扫,蓬门为君开,“夜雨剪春韭,新炊间黄粱”——放心,倒不至于让你们吃小米饭。一顿乡间酒宴是必要的……

  朋友,莫以为我因某种失意而心生消极遁世之念。非是那么回事。只不过,我喜欢乡村生活,觉得乡村生活更符合我这个具体之人的人性拥抱罢了。由自己的意愿而打算自己的人生,只要不涉嫌罪恶,无论那人生是别人眼里怎样的,于自己其实都是积极的、乐观的、进取的一种态度吧?读罢雨果的小说再读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区别显明,有如摆脱了解说员参观展览。雨果的小说像博物馆,有他这位滔滔不绝的“解说员”比没有好;《包法利夫人》像画展,福楼拜识趣又明智地隐起来,一切印象全凭我们看后得出。尽管区别是如此的显明,但我并无褒贬之意,坚持认为各有千秋,各呈异彩。

  就社会认识价值而言,现实主义对岁月的穿透力每高于浪漫主义;就审美意义而言,浪漫主义对人心的慰藉作用,也往往是现实主义有意无意地忽略的。二者的结合,依我想来,不一定非求一部作品的兼顾。文学的河脉总体上互补着,也就足够了。而且,排除文学潮流某一时期的弃彼扬此,我们得承认,它其实一直是自然而然地,无需引导地互补着。总体的文学本身,也其实一直具有着“内调”的功能……

  哪一个人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哪一个家庭没有生活的目标呢?

  但是,有多少人,有多少个家庭,处在到处声色犬马灯红酒绿的大都市里,不谤世妒人,不自卑自贱,不自暴自弃,一心确定一个不超出实际的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生活目标,全家人同舟共济,付出了一个七八年,并准备再付出一个七八年去辛辛苦苦地实现呢?

  我清楚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家,在北京也是不少的。

  这一种生活态度不是很可敬吗?依我想来,“孝”这个字,的的确确,可能是中国独有的字。而且,可能也是最古老的字之一。也许,日本有相应的字,韩国有相应的字。倘果有,又依我想来,大约因中国文化与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的渗透有关吧?西文中无“孝”字。“孝”首先是中国,其次是某些亚洲国家的一脉文化现象。但这并不等于强调只有中国人敬爱父母,西方人就不敬爱父母。

  毫无疑问,全人类的大多数都是敬爱父母的。

  这首先是人性的现象。

  其次才是文化的现象。

  再其次才是伦理的现象。

  再再其次纳入人类的法律条文。

  只不过,当“孝”体现为人性,是人类普遍的亲情现象;体现为文化,是相当“中国特色”的现象;体现为伦理,确乎掺杂了不少封建意识的糟粕;而体现为法律条文,则便是人类对自身人性原则的捍卫了。

  一个具体的人,他或她一旦老了,便丧失了自食其力和生活自理的能力了。这时的他或她,就特别地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了。当然,这种义务,这种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首先最应由他或她的儿女们来完成。正如父母照料、关怀和爱护儿女一样,也是从人性的最温馨的本能出发的义务和责任。源于人性的自觉,便温馨;认为是拖累,那也就是一种无奈了。

  人一旦处于需要照料、关怀和爱护的状况,人就刚强不起来了。再伟大、再杰出、再卓越的人,再一辈子切。强的人,也刚强不起来了。仅此一点而言,一切老人都是一样的。一切人都将面临这一状况。

  故中国有“老小孩儿、小小孩儿”一句话。

  这不单指老人的心态开始像小孩儿,还道出了老人的日常生活形态。

  倘我们带着想象看这个“老”字,多么像一个跪姿的人呢?倘这个似乎在求助的人又进面使我们联想到了自己的老父老母,我们又怎么能不心生出大爱之情呢?

  那么这一种超出于一般亲情之上的大爱,依我想来,便是“孝”的人性的根了吧?

  由“者”字而“老”字而“孝”字——我们似乎能看出中国人创造文字的一种人性的和伦理的思维逻辑——一个人老了,他或她就特别需要关怀和爱护了,没有人给予关怀和爱护,就几乎只能以跪姿活着了。那么谁该给予呢?当然首先是儿子。儿子将跪姿的“老”字撑立起来了,通过“孝”。

  “孝”一旦也是文化现象了,它就难免每每被“炒作”了,被夸张了,被异化了。便渐失原本源于人性的朴素了。甚至,难免被帝王们的统治文化所利用,因而,人性的温馨就与文化“化”了的糟粕掺杂并存了。

  比如“君臣”、“父子”关系由“纲常”确立的尊卑从属之伦理原则。

  比如《二十四孝》。

  不论时代发展多么快,变化多么巨大,有一样事是人类永远不太会变的——那就是普天下古今中外为父母者对儿女的爱心。操心即爱心的体现。哪怕被儿女认为琐细、讨嫌,依然是爱心的体现——虽然我从来也不主张父母们如此。

  中国历代许许多多,尤其近当代许许多多优秀的知识分子、文化人,是从贫穷中脱胎出来的。他们谁不曾站在“孝”与知识追求的十字路口踟蹰不前过呢?

  是他们的在贫穷中愁苦无助的父母从背后推他们踏上了知识追求的路。

  他们的父母其实并不用“父母在,不远游”的“纲常”羁绊他们。

  也不要他们那么多的“孝”。推愿他们是于国于民有作为的人。

  否则,我们中国的近当代文化中,也就没了季先生和老舍先生们了。

  中国的许多穷父母,为中国拉扯了几代知识者文化者精英。

  这一点,乃是中国文化史以及历史的一大特色。

  母爱是母亲的本能,这一点已经是人类公认的了。

  这本能之无私,往往是惊心动魄的。

  几年前我曾谈到过一篇国外的报导——在地震中,一位母亲和她三岁的女儿同被压在房舍的废墟之下,历时七天七夜。环抱着女儿,母亲心想——我死不足借,但是女儿当活下去!

  由这一意念的支配,母亲咬破了自己手腕,吮自己的血,时时哺于女儿口中。七天七夜后,营救者们挖掘出这母女时,女儿仍面有血色,而母亲肤自如纸,奄奄待毙。

  但她微笑了。

  她说:“我的女儿有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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