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批准了，是批'死'了。只有一行字，写的是--暂不予考虑。老头子又不明智起来。又打报告。措词挺悲壮的，说自认为不配任主编，也不想再当主编。但希望有关部门，不要因为一个和尚犯戒了，就连原打算盖的庙都不盖了。那并不等于真的惩罚了犯戒的和尚，等于使其他的无辜和尚成了替罪羊。第二份报告是我替父亲送到有关部门的，过了很久也没个消息。
父亲期待不下去了，一天亲自去询问，人家跟他打官腔，说需要讨论讨论，又说短时期内根本排不到议事日程上，劝他趁早别操这份儿心了。实际上是三言两语就把他打发走了。没过几天，我父亲第二次住院了……
"冉又叹了口气。
我陪她叹了口气。
我说："冉，你……
相信某种迷信的说法吗？"冉说："你指花花那件事？"我点头。
冉说："以前不信。现在，多少有点儿信了。自从那件事后，不顺心的事，使人上火的事，一件接一件落在父亲身上。连父亲都被搞得有点儿迷信了。一次我到医院看他，他嘱咐我，买些上好的排骨，炖一锅，夜里十二点左右，埋到后山的小树林里去。父亲曾经常带着小狗在小树林里散步。父亲还教我背熟了一套咒语，说是投生咒，嘱咐我一边埋，一边念叨。我对父亲说这么做纯粹是迷信。父亲说，从心理学的角度讲，某些迷信的做法，是很能够减轻人的心理压力的。只要有利于获得心理平衡，迷信一下又何妨？我听了，觉得父亲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你那么做了？""嗯。我很怜悯父亲。父亲第二次住院，病得重。我和母亲都以为他再也回不了家了，甚至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没想到父亲渐渐康复了。
你说怪不怪？"我说："有些事，越想明白，便越糊涂。"冉说："是啊。我家客厅里挂着一幅郑板桥的字画，你注意过没有？"我说："注意过。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挂郑板桥那几个字。"冉说："我父亲一辈子都是个难得糊涂一次的人。我母亲也是。如果他俩有一个活得糊涂点儿，后来的一件事就不会发生了。""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说起来挺没意思的。我父亲住院时，我和母亲不是向亲朋好友们发出了病危通知吗？结果就从台湾引来了一个人。还是个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一点儿也没法儿理解，有些男人和女人，为什么会牢牟记住青年时代的恋人不忘。青年时代的爱情，不就像青年时代做过的梦一样吗？值得不忘吗？这不是太古典了吗？时代已经非常现代了。又现代又现实，还有些个古典的人没死绝，仍活着，可不就会发生些不该发生的事吗！我一开始并不知道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是父亲青年时代的恋人。我母亲也不知道。但我父亲的几名学生却知道，也不知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肯定是你父亲对他们讲过。""我想也是。当教师、教授、导师的人，有些事，从不讲给家人听，却会讲给学生和弟子听，而且毫无隐瞒。是我父亲的那几名学生往台湾写的信。
你说他们不是多事吗？"我说："你也不必埋怨他们，他们无疑是出于善意。"冉说："那女人如今成了一位富寡，子女都在美国商界，她只和一位老佣人住在台北。写小说，算是位女作家，和三毛和琼瑶，都有挺亲密的交往，她专程从台湾赶来，目的只不过是想赶上参加父亲的追悼会。住下后，一听说父亲并没死，不用说是很惊喜的。又听说父亲的处境狼狈，她就一厢情愿地认为她有责任拯救父亲于水火之中。当天就有人替她往我家挂电话，父亲接电话时很激动。我几乎没见到过父亲有那么激动的时候，他握着听筒的手都在发抖，脸上忽然地容光焕发，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十多岁。放下电话就擦皮鞋，穿上最体面的一套西装就出门。那天是星期天。
母亲很诧异，问父亲哪去？父亲含含糊糊地说去看一个人。母亲有些困惑，也有几分疑心和不放心，派我暗暗跟着。在公共汽车站父亲发现了我，不许我跟着，后来又同意我跟着了。
当他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见了面，我立刻就看出他们不是一般的关系了。但究竟是一种什么关系，我当时也猜不着。他们互相问候了几句，再就不说话了，彼此默默地望着。他们那一种目光，都含情脉脉的，如同一对儿久别重逢的情人。我觉得陪坐在一旁挺不自在的，借故离开了房间，坐在前厅等候父亲。两个多小时后，父亲才出现在前厅，父亲脸上的晦气一扫而光，仿佛变了一个人，变成了一个踌躇满志又相当自信的人似的。回家的路上，我问父亲和那女人究竟是什么关系？父亲很坦率，他承认是他青年时代的恋人。我又问父亲此刻心情如何？父亲说两个字足以表达--幸福。这一种回答差点儿使我哈哈大笑起来。我接着问父亲有何感想？父亲一边走一边背了一首李商隐的诗--"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庄生晓梦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鹃。沧海月明珠有泪，蓝天日暖玉生烟。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父亲顶喜欢李商隐这一首诗，以前也常背诵的，所以连我也能背下来了。但是那一天我听了之后，心里好生的别扭。我挺替我母亲难过的。和那个台湾来的女人比起来，我母亲显然是丑妻，胖得不成体统，每天跳迪斯科也减不了肥，性情也乖张。人家那个台湾来的女人，风韵犹存，谈吐相当儒雅。虽然也快六十岁了，但仍女人味儿十足，还浑身具有那么一种浪漫气质。我有些恼火地问父亲，两个多小时，你们不见得一直面对面坐着尽说尽说吧？互相有什么亲热举动没有？父亲爽朗地笑了。我很久没听到父亲那么爽朗地笑过了。父亲更加坦率地回答我，总不至于像电视里的两位播音员那样吧？还问我有何感想？我说我的感想就是--你们以为你们都是在以温馨的态度对待生活，在我看来都是自作多情，故作多情，没劲！那一天回到家里，看着我父亲和我母亲在一起，我觉得好荒唐，好奇怪。我暗想他们当初怎么会结婚呢？以前，父亲整日伏案不息，母亲每天早晨匆匆去上班，下了班忙忙碌碌地做顿晚饭。吃完饭一家三口各归各的房间。自从有了电视机之后，晚上才一块儿聚在客厅里看看电视。我并没觉得父母之间有什么互相妨碍的地方，大概他们也没觉得过。如今母亲退休了，父亲也是个半赋闲的人了，每天二十四小时，每个月三十天，他们谁也躲避不了谁了。这就成了一种不幸。记得有一天母亲当着我的面对父亲说：'真奇怪，我当初怎么就嫁给你了呢？'而父亲回答：'这正是我早就想对你说的话啊！'回到家里，母亲背着父亲问我：'你爸究竟看的什么人？'我没出卖父亲，我替父亲打掩护，说就是去看一位当年的老同学。以后父亲又单独去看了那个台湾来的女人几次。有一天，父亲不得不主动向母亲坦白了，因为那个台湾来的女人临走前要到家里来做客。我至今也不清楚这是她向父亲表达的愿望，还是父亲向她主动发出的邀请，反正结果都是一个--父亲向母亲坦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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