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一泓在“造反有理”的声浪中，又耐心可嘉地在学校里泡了一年。第二年还看不到一点恢复正常的希望，只得怅怅然夹起铺盖卷儿回家了，从此也成为眺安村的一名“社员”。一家三口，都是能挣工分的人，过起了相依为命，互让温饱的农村日子。
李一泓十九岁那一年，时来运转。县一中教语文的郑讯老师被从学校扫地出门，安置在文化馆当了一名馆员。郑老师的出身在当年倒是没什么问题，属于贫下中农子弟。但他在一九五七年发表过几篇不合时宜的杂文，是令在党的人们十分恼火的，几乎被打成“右派”。大学母校领导们念他出身还好，没正式给他戴帽子，属于“沾边右派”一类人。这样的人，毕业后分配到一个县的中学做教师，实属幸运。“文革”中又被“扫地出门”，却是自然而然之事。他颇有文艺才华，安庆县有文艺才华的人不多。在任何年代，主宰别人命运的优势者中，偶有惜才之人。郑老师幸运就幸运在，既有文艺才华，又被一个惜才之人暗中关照了一下。他档案中有一条结论是“可以利用，不可重用”。某个既主宰他命运又惜才的人，以“可以利用”四个字名正言顺地实行了对他的关照，否则文化馆那种“无产阶级文化的前沿阵地”，是不会允许他一个“沾边右派”的身影晃悠的。到文化馆不久，他百折不挠地搞起了青年文艺爱好者学习班。那正是文艺比油腥对于胃肠还缺少的年代，他的努力获得了各行各业男女青年的响应，连不少外县的青年也闻风而至，逐成青年文艺爱好者们所拥戴的人物。
李一泓曾是安庆一中学生会的文艺委员，给郑老师留下过深刻印象。郑老师写了一封信，言词恳切而又不失师道尊严地要求李一泓务必参加到青年文艺爱好者的活动中来。而小学五年级就在报上发表过儿童诗并获过奖的李一泓，竟加入了美术学习班。文学离政治太近了，老师便是前车之鉴。父母就自己这么一个儿子，何况父亲还是一个有“历史污点”的人，他怕自己因文学而惹出政治事端来。从此点可以看出，李一泓从青年时期就是一个处世相当谨慎的人了。
李一泓在美术方面也很快就令郑老师刮目相看。他画的一幅毛主席的半身油画像，被县革命委员会收去了，挂在常委会议室里。于是他因画而名，郑老师也跟着得意。出了名的李一泓，兴趣又转移了，热衷起表演来。演过“板戏”中的杨子荣、郭建光，还演过芭蕾舞剧中的洪常青，连郑老师都评价他演得“神似”。郑老师打了一份报告，要求允许李一泓成为自己的助手，县革命委员会特批了。因为青年文艺爱好者培训班自觉自愿地上山下乡，确实活跃了本县的群众文艺生活，被省革命委员会树为典型，组织各县前来“取经”。安庆县因而也出名了。县革命委员会的头头们觉提自己也很光荣。一光荣，就高兴。一高兴，就什么要求都好说了。
于是李一泓有了双重身份——一年三百六十几天，三分之二的时间里是农民，三分之一的时间里是县文化馆的编外人员。在那三分之一的时间里，生产队遵照县革委会的指示，给李一泓记队里的平均工分。而文化馆，每月发给他十二元的补贴。
爱情不期而至。舞蹈培训班有一个好看的姑娘爱上了他。人家是县百货商店的售货员，宁肯为了爱情放弃县城户口，下嫁到八十里外的眺安村去。
面临如此真挚的爱情，李一泓起初诚惶诚恐，完全发懵，不知如何是好。郑老师知道了，跟他谈了一次话，说自己很了解那姑娘，她的坚定不移是靠得住的。说李一泓如果错过了真爱，就是“二百五”了。
他自然不愿是“二百五”。于是由郑老师做证婚人，欢天喜地将姑娘娶回了眺安村的家。
新婚之夜，他问妻子：“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妻子回答：“更是对我自己好。”
“更是对你自己好？”——他不解了，又问：“怎么就更是对你自己好？”
妻子回答：“和你生活在一起，我会很幸福。”
他凝视着妻子，忍不住接着问：“你是不是对幸福是什么还不太懂啊？”
妻子回答：“幸福是快乐。”
他说：“你把幸福理解得太简单了吧？”
妻子回答：“只要有了快乐，幸福就简单了。连快乐都没有，幸福才复杂。”
他沉思良久，轻叹道：“除了快乐，我也再没别的。那么我保证，以后尽量让你快快乐乐的。”
说罢，捧住妻子的脸，深情吻她。
李一泓说到也做了——尽管生活是那么的清贫，但妻子经常被他逗得格格嘎嘎地笑。
政协委员 二
如今，李一泓五十三岁了。
人生苦短，他已两鬂斑白，从不染发。和同龄人伫身一处，形象上竟还有几分男人的性感魅力可言。仿佛秋天的高粱，反比夏季时耐看。
李一泓的父亲母亲去世了。
妻子也去世了。
他早已是一个儿子两个女儿的父亲了。儿子是老大，叫李庄，成家了；儿媳叫秀花。小两口仍生活在眺安村，是农户，没孩子。两个女儿，姐姐叫春梅，妹妹叫素素。春梅毕业于安庆市卫校，没当护士，在省城一家房地产公司里给老板当助理，自己在省城已经置了一套三居室的房子。素素是安庆一中的学生，高二了。这孩子对高考胸有成竹，李一泓也认为她考上一所全国重点大学毫无问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郑老师的人生出现了良好的转折，入了党，当上了文化馆馆长，之后又当上了县政协委员。县改市后，接着当上了两届市政协常委，很有责任感和使命感地参政议政，是老百姓权益和福祉的名符其实的代言人，深受老百姓信赖和爱戴。不过他已经向市政协递交了一份请辞报告，认为自己超龄了，应主动把参政议政的机会让给有此热忱的年轻人。
李一泓已当了十几年的文化馆副馆长。是郑老师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帮着把他和他妻子的户口落在安庆市的。他们两口子的户口落在市里了，素素的户口自然也就从农村跟隨过来了。一家三口城市人的身份稳固了以后，郑老师曾动员李一泓入党。李一泓想了想，委婉地说：“就不了吧。”郑老师问为什么“不了”。李一泓说他怕开会，如果让他工作一整天，他一点儿都没累的感觉，但如果让他今天开会明天开会，那他就烦了。郑老师说有个慢慢习惯的过程嘛。李一泓摇摇头道：“恐怕我难以习惯，还是不了吧。”郑老师也就不便再说什么了。
齐馆长接替了郑老师的馆长职务以后，郑老师曾问李一泓：“后悔了吧？”
李一泓反问：“后悔什么呀？”
郑老师说：“我当初动员你入党，就是希望你能当馆长。当了馆长，副科级才能升为正科级。我不好话挑得太明白，你又偏说‘不了吧’，我也没辙。辛辛苦苦当了十几年副馆长，结果却由别人来当馆长了，心里边没闹什么情绪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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