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发言的是一个三四十岁的中年人，风纪扣扣得严严的，头发梳向后脑，上衣的口袋里别着好几支钢笔，中山装外面还披着一件灰黑色的旧呢子大衣。这人说起话来不急不徐，喜欢重复自己每句话的最后三个字，一看就是个来头不小的干部。他正在做工作报告。每当他提高嗓门的时候，台下的听众就予以配合，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谭功达正要通过他的发言内容来辨别他的身份，小韶将一页会议记录纸悄悄地推给了谭功达。谭功达一看，见上面写有这样一句话：
怎么不吃了？我保证香蕉里并没有下毒。
这个不经意的举动立刻在他心里荡起了一层波澜。他再次想起了姚佩佩。每次开会，佩佩都要通过写纸条来与邻座交谈，还不时地会心一笑。谭功达坐在台上，看得一清二楚。每次看到她这么做，心里都有一股无名火起。他曾多次严厉批评过她，可佩佩依然我行我素，简直拿她一点办法也没有。没想到，今天他和小韶居然也干起了这种把戏！时间又回去了。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任何一件事都在暗中指向她。他把纸条拽过来，在下面写了这样一句话：
正在发言的这个人，会不会就是郭从年？
而小韶的回答很快就传递到他的手上：
不是。
接下来发言的是一位白发长者。由于他获得的掌声超过了两分钟之久，再加上他长髯飘飘，气度不凡，掌声一停，谭功达赶紧在纸上写下了这样几个字：
这个人是不是？
这一次小韶的回答则要详细得多：
也不是。此人名叫甫向高，是中心小学的校长。你朝窗口的方向看，那里有一个座位是空着的，挨着取暖用的火炉。
谭功达使劲地侧了侧身体，从一个戴鸭舌帽的高个子身边看过去，果然发现里边有一个座位空着。很明显，这个位置是为一位特别的人预留的，很有可能就是郭从年。因为他的椅子比别人要大许多，带着宽大的扶手和颈垫，座位前还放着一簇盛开着腊梅的花丛。三只扩音器的话筒并排放着，每只话筒上一律蒙着红绸布。这个人并未到场，可他的桌前照例放着白瓷茶杯，铅笔，和一叠会议材料。郭从年虽然没有到会，但谭功达却隐约感觉到他依然在场：座椅和摆设就像一双无声的眼睛，正在扫视整个会场，这个并不在场的人物依然在听取每一个部门的负责人所做的报告。既然郭从年始终作为一个神秘的象征人物，在指挥着花家舍的一切，这样的布置显然另有一番深意。
第四章 阳光下的紫云英（21）
随后，谭功达观察到了一个令他十分震惊的举动：穿梭于与会者之间的女服务员（她们穿戴统一的服装，带着白手套，挂着统一的服务标识），每隔十几分钟就要去那个空位上更换一次茶杯中的茶水。既然郭从年并未出席今天的茶话会，她们为什么还要给他更换茶水呢？这是不是有点太过分了？谭功达百思不得其解。
好不容易挨到会议结束，在公社大院外刺目的阳光下，他向小韶立即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那是因为郭从年随时都会出现。”小韶说，“他到底会不会来，谁也说不准。”
“那么，以前有没有出现过类似的情况，会议开到一半，郭从年突然从门外走了进来……”
“那倒从来没有过。”小韶压低了声音，对他说：“不过，谁也不能保证，下一次会议他就不会来。这个人有点孩子似的淘气，喜欢恶作剧，有时候甚至有点喜怒无常。没人知道他的脑子里会突然出现什么怪念头。有一回，半夜两点钟，他通过秘书召集公社的全体干部召开紧急会议。可当与会者顶着刺骨的寒风全部到齐之后，他又让另一个秘书出来传话，说会议临时取消。”
谭功达还想说什么，可小韶正惦记着晚上的文娱表演，她要去公社文化站参加彩排。于是，两个人就在大院外匆匆分了手。
可是到了晚上，在公社食堂的临时舞台上，谭功达并没有看到小韶上台表演节目。她独自一人坐在桌边，望着满桌热气腾腾的菜肴，显得闷闷不乐。因谭功达与她的座位之间还隔着三个人，又不便探问，只得朝她挤眉弄眼，想逗她一笑。可小韶理也不理他，装作没有看见。
正在这时，谭功达右侧的一个掉光了牙齿的老者突然端起酒杯，颤巍巍地站起来，向他敬酒。谭功达忙不迭地扶了他一把，自己也站了起来，不免与他攀谈几句，互道寒温。等到他重新坐下，忽然发现小韶已经不见了踪影。尽管满桌的人跟着一个个向他敬酒，一位年轻的少妇还不时地往他碗里夹菜，可谭功达心里仍然不是滋味。在勉强喝了几杯闷酒之后，虽说年夜饭才刚刚开始，谭功达推说身体不舒服，辞别了众人，道过了新年祝福，一个人出了食堂，踏着冻雪，往向阳旅社走去。他不知道小韶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事。她的眉头皱得那么紧，眼睛亮闪闪的，似有泪光闪烁。心里觉得有点放心不下，却也无可奈何。
驼背八斤没有去食堂吃年夜饭。他养的老母猪恰巧在前天夜里生出了一窝小猪，说不定此刻他正在照顾那些小猪仔呢！
厨房和会
客厅里漆黑一片，可是八斤的卧室却亮着灯。灯光透过纸糊的窗格照亮了西窗下的一把扫帚和两只粪桶。他远远地看到屋里人影晃动，并且传来了高声谈笑的声音。也许他的家人正在陪他一起过年吧。可奇怪的是，当谭功达走到窗下，屋里的谈笑忽然停止了，只有收音机里正在播送的八点钟的新闻提要：蒙古部长会议主席泽登巴尔访问中国；《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列宁主义和现代修正主义》……
谭功达回到楼上自己的房间，开了灯，暗暗吃了一惊。在他的桌上，搁着一只精致的水果篮，篮子里装满了红通通的国光
苹果，还有一袋炒熟的花生，一小袋水果糖。这大概是公社特地给他准备的新年礼物。篮子旁边搁着一条牡丹牌香烟。即便在梅城当县长的时候，谭功达也很少能够抽到牡丹烟。有一年，钱大钧不知从哪里替他搞来了一包牡丹烟过年，他也只是在抽了一整包又哭又辣的“光荣牌”之后，才取出一支“牡丹”染染嘴。仅此一点，就可以看出花家舍的经济实力和富裕程度。
篮子里一包核桃仁的下面，有一个没有封口的信封，谭功达打开它，发现里面是一封写给他本人的新年贺信。在这封信的开头，照例是一段毛主席语录：
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他觉得这段语录并非是随手抄录的，写信人经过了精心的挑选，用在给他的贺年信中，显得特别贴切。接下来，写信人代表公社，感谢他九个月来远离家乡，为花家舍人民公社的建设所付出的辛劳；感谢他为花家舍一千六百多位百姓所带来的深厚的阶级情谊；期待他继续当好人民的巡视员，对花家舍多多批评指教；为花家舍前无古人的伟大事业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虽说都是一些套话，可是在这个特别的夜晚——尤其是信件是用蘸水的钢笔写成的，并非冷冰冰的印刷品，还是让谭功达感到了一丝温暖。在这封信件的末尾，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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