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件事使他高兴的，张文亮告诉他，“李师傅升了官了！”，去掉了“军机大臣上学习行走”的“学习”字样，也可以说是升了官。新补的军机大臣，象焦佑瀛、曹毓瑛一样，是由“达拉密”超擢，这个人叫胡家玉，江西人，道光二十一年的探花，照例授职编修，而入翰林再来当军机章京，却是很罕见的事。
曹毓瑛另外空下来的一个缺，兵部尚书由左都御史董恂调补。于是左都御史，户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连带调动，引见谢恩，都要小皇帝出临，越发加重了他的负担。
于是小皇帝的精神和脾气，都越来越坏了。而师傅和谙达，偏又各有意见和意气，徐桐一向依傍倭仁，在翁同和面前，却又对倭仁大为不满，说小皇帝的功课耽误在他手里。谙达则以急于想有所表现，而且认为改“整功课”所加的都是汉文的功课，颇有不平之意，因此加多了教满洲语的时间，常常费时六刻——一个半钟头之久，连带迟延了传膳的时刻，两宫太后不能不枵腹等待。
听得小皇帝常有怨言，慈禧太后还以为他“不学好，不长进”，慈安太后却于心不忍。
正好醇王对此亦有所陈奏，于是商定了改良的办法，由两宫太后面谕李鸿藻传旨，满洲语功课改在膳后，时间亦不必太长，同时希望李鸿藻能抽出工夫来，常到书房。
说也奇怪，只要他到弘德殿的那天，小皇帝的功课就会不同，倦怠不免，却能强打精神，顺顺利利地读书写字。只是刚有些起色，李鸿藻因为嗣母得病告假，接着又以天热亢旱，小皇帝在大高殿祈雨中暑，整整闹了个把月的病，一直过了慈安太后的万寿，到六月底才上书房。李鸿藻传懿旨，眼前暂且温习，到秋凉再授生书。
未到秋凉，出了变故，李鸿藻的嗣母姚太夫人病殁，因为是军机大臣，而且圣眷正隆，一时吊客盈门。李鸿藻一面成服，一面报丁忧奏请开缺。两宫太后看见这个折子，大为着急，弘德殿实在少不得这个人，便召见恭王和醇王，商量变通的办法。
接着便由醇王带领，召见倭仁、徐桐和翁同龢。慈禧太后温言慰谕，说皇帝的功课，宜于三个人轮流更替，不必专定一个人上生书。显然的，这是专指倭仁而言，接下来便索性挑明了说。
“倭仁年纪也太大了。朝廷不忍劳累老臣，以后在书房，你可以省一点儿力！”
“是！”倭仁免冠磕头，表示感激两宫太后的体恤。
“至于李鸿藻丁忧，”慈禧太后说道，“不必开缺！让他百日以后，仍旧在书房当差，这一阵子你们三个，多辛苦一点儿。”这番宣示，出人意外，倭仁随即答道：“奏上两位太后，父母之丧三年，穿孝百日，于礼不合。”
“国有大丧，也是这样，也没有谁说于礼不合。”
“人臣之礼，岂敢妄拟国丧？”
慈禧太后语塞，便问徐桐和翁同和：“你们两个人倒说说！”
明知事贵从权，但谁也不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徐桐磕头不答，翁同和便说：“臣所见与大学士倭仁相同。”
事情谈不下去了，慈禧太后便示意醇王，让倭仁等人跪安退出。翁同和随即又到李家代为陪客，同时把召见的情形告诉了李鸿藻，要看看他本人的意思，倘或李鸿藻心思活动，他就犯不着像倭仁那样固执了。
“此事万万不可！”哭肿了眼睛的李鸿藻，使劲摇着头说。
一回家便听门上告诉他说：“军机上徐老爷来过了。”接过名帖来一看，上面的名字是“徐用仪字小云”。翁同和知道这个人，籍隶浙江海盐，是个举人，考补军机章京以后，颇得恭王的赏识，兼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他跟翁同和平日绝少往来，突然相访，必非无因。
当时就想去回拜，但累了半天，一时懒得出门，且先静一静再说。
不久倭仁遣人送了封信来，约他明天一早在景运门相见，有事商议，这当然是为了李鸿藻的事。这时翁同和才想到，徐用仪的见访，大致亦与此有关，必得跟他见个面，问一问清楚。
到了徐家，恰好徐用仪正要派人来请。见面并无寒暄，徐用仪告诉他，是转达恭王的邀约，请三位师傅明早入宫商谈此事。话中又透露，慈禧太后是怕醇王的力量还不够，特地命恭王出面斡旋。
翁同和心里颇有警惕，这件事看起来是个很大的麻烦，同在弘德殿行走，无法脱身事外。李鸿藻以孝母出名，不肯奉诏的决心已很明显，而两宫太后挽留他的意思又极为殷切，其间如何是调停之计？将来不说，照眼前这样子，恐怕先已就招致了醇王的不满。慈禧太后命恭王出面，对总司照料皇帝读书事宜的醇王来说，是件很失面子的事，倘或迁怒，必是怨到倭仁、徐桐和自己头上。
那该怎么办呢？他心里在想，好在自己资望最浅，只要少说话，视倭仁的态度为转移，便获咎戾，亦不会太重。打定了这个主意，才比较安心。
第二天依旧是入直弘德殿的时刻，翁同和便到了景运门，借御前侍卫的直庐坐候。不一会倭仁和徐桐结伴而至，谈不了三、五句话，军机处的一个苏拉来说，恭王请他们在养心殿廊下相会。等他们一到，恭王、宝鋆和胡家玉接着便来，除掉文祥在关外剿马贼，李鸿藻居丧在家，全班枢臣都在这里了。
大家就站在走廊上谈话，“两位太后说，留李鸿藻实在是皇帝的功课要紧，有不得已的苦衷，面谕由军机上与侍读诸臣斟酌。”恭王说到这里，便把手上拿的文件，递给倭仁：
“艮翁你看，这是我让他们从旧档里面找出来的。”
两件都是有关夺情的诏旨，一件是雍正四年，文华殿大学士朱轼丁父忧；一件是乾隆二十三年刑部侍郎于敏中丁本生母忧。这两案的经过，倭仁都知道，随即答道：“于敏中先丁本生父忧，归宗侍服，逾年复起署刑部侍郎，又以嗣父病殁，回籍治丧。不久，又丁本生母忧，于敏中隐匿不报，为御史朱嵇所参劾，责他两次亲丧，矇混为一。纯庙特旨原宥，此是恩出格外，与诏令夺情不同。且于敏中贪黩营私，辜恩溺职，纯庙晚年，深悔错用其人，为盛德之玷。乾隆五十一年拿于敏中撤出贤良祠，六十年又削其轻车都尉世职。祖宗勇于补过，仰见圣德如天。如于敏中者，热中利禄的小人，又何足道哉？”
“那么朱文端呢？”宝鋆提出质问：“清德硕望，一时无两。纯庙御制诗中，称之为‘可亭朱先生’而不名。难道不足为法？”
朱轼谥文端，他不但是一代名臣，而且精研礼记，亦是一代经师，立身处世自然循规蹈矩。他的奉诏夺情，留任办事，确有其不得不“夺”其“情”的原因。
“朱文端真是大儒！”倭仁慢吞吞地答道：“他雍正四年丁内艰，那时正襄助怡贤亲王，经营畿辅水利，此是关乎亿万生灵祸福的大事，不能不移孝作忠，当作别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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