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春霆功不抵过。”汪元方说，“他虚张战功，言不符实，误期于先，又惊动铭军，以致大败，如果科以失机与掩饰的罪名，应该斩决！”
“啸翁！”宝鋆大声说道，“此论未免过苛。”
“我是就事论事，无所偏袒。”
“我亦不是偏袒鲍春霆，无非从激励士气着想。”
两个人又有起争执的模样，恭王便作调停：“且等上头有了话再说。”
“上头”还是那句话，鲍超的功过要细查，两宫太后看着来自各方，同奏一事而说法纷歧的奏折，颇为困惑，慈禧太后说道：“有功的该奖，有过的要处罚，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把人都闹糊涂了！”
“这都是因为鲍超所报不实之故。”汪元方越次陈奏，“请旨该交部议处。”
“这不大好吧！”慈安太后说，“不管怎么样，鲍超总是打了胜仗。”
“他说胜仗，不尽可靠。为了申明纪律，臣以为非严办不可。”
这时恭王不得不说话了，“汪元方所说的虽是正论，不过湖北军务正在吃紧之际，朝廷似乎不得不放宽一步。”他说，“事在疑似之间，不宜作断然处置。”
“事无可疑的……”
“这样吧！”慈禧太后不让汪元方再说下去了，“拟个上谕，申饬几句好了。”
“是！”恭王又问，“李鸿章代奏，刘铭传自请参处一节，请旨办理。”
“那当然也不必问了。”
于是拟旨进呈，说是“刘铭传于尹隆河之败，进退失机，其自请参处，本属咎有应得，惟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姑念刘铭传果敢有素，鲍超屡获大胜，过不掩功，均加恩免其议处。”
谴责的旨意，已经由兵部专差，飞递在途，鲍超却还兴高采烈，有着好些为人为己的打算。他平生打过许多胜仗，但自觉这一仗最得意，最重要，也最痛快，自下洋港与刘铭传一晤以后，亲追穷寇，接连五昼夜，纵贯湖北南北，追到鄂北枣阳、唐县一带，东捻经桐柏山区窜至河南泌阳，鲍超方始松了口气。
其实他还可以追，只是有一番报答知遇的私意。平生意气感激的只有两个人，一个尽瘁而死的胡林翼，一个忧谗畏讥的曾国藩，而后半段的事业，尤以得曾国藩的庇荫为多，因此他对“九帅”亦别有一番爱戴之意。曾国荃自复起为湖北巡抚，不甚得意，屡奉朝旨，说他剿捻不力，与左宗棠、李鸿章的飞黄腾达，相形之下，益发令人不平，鲍超为人打算，想留在湖北，帮“九帅”的忙，所以不肯追东捻到河南。
为自己打算，他实在不愿入陕，听左宗棠的节制，“我是豹子，他是骡子，打伙不到一起！”他这样说。夔州话念鲍为豹，所以他自称豹子，而“湖南骡子”自是指左宗棠。
左宗棠这时正在湖北招兵买马。他是功名之士，任劳可以，任怨不干，而任劳亦必先较量利害得失，陕西是个烂摊子，他不肯贸贸然去收拾，要练马队，要造炮车，要肃清中原，确保饷源不断。好在他有个杭州的大商人胡光墉能替他在上海向洋人借债，不要户部替他筹款，就乐得随他去搞了。
在湖北，左宗棠跟鲍超见过面，朝廷一直有旨意，催调鲍超一军入陕，所以左宗棠虽未入关，已以鲍超的上司自居，当面指责他的部下骄横不法，习气太重。在客地尚且如此，一到陕西，正式隶于部下，以“左骡子”的脾气，决没有痛快日子过，所以他千方百计拖延着不肯入陕。
为人为己，有这个大胜仗，便有了留在湖北的理由，而此一仗亦足以为曾氏兄弟扬眉吐气，因而他老早就对部下表示过：陕西可以不去了，同时必膺懋赏。他没有期望自己再晋爵，但打算着他的部下都可以换一换顶戴，升一升官。
这天屯兵在唐县，正在筹划回樊城休养补充，亲兵来报：
“徐州有差官到，说是来传旨。”
“等到了！”他很高兴地说：“先摆香案，找大家一起来听恩旨！”
于是先把差官接进来招待，同时分遣快马，把他部下的骁将，宋国永、娄云庆、孙开华、杨德琛、苏文彪、段福、谭胜达、唐仁廉、王衍庆都找了来，恭具衣冠，红顶子、蓝顶子跪了一地，静候宣旨。
一听就不对！开头一大段，全系指授方略，饬令鲍超一军，兼程东下，会同曾国荃所部，剿办窜至麻城的一股捻军。接着提到刘铭传尹隆河之败，差官读到“误由鲍超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致令刘铭传骇退挫败，鲍超更不得辞咎”这几句，他浑身发抖，冷汗淋漓，几乎昏厥。
“这搞的啥子名堂？”他惶蘧四顾，大声问道：“你们大伙听见了没有？”
他的部下都不开腔，一个个脸色铁青，眼中仿佛冒得出火来。那差官看情形不妙，草草念完，把上谕往封套里一塞，摆在香案上，然后走到侧面，甩一甩马蹄袖，要以他的记名参将的身分，替鲍超请安行礼。
鲍超却顾不得主客之礼，把拜垫一脚踢开，招着手大声说道：“你们都来，都来！出鬼罗。”
不但召集将领，还找来幕友，把上谕又细读一遍，鲍超紧闭着嘴，侧耳静听，双眼不住闪眨，听到一半，猛然把桌子一拍，霍地站了起来，定睛不语。
“九帅回武昌了没有？”他问。
“还没有。”娄云庆答说：“还在黄州。”
“马上到黄州去看九帅。”鲍超对娄云庆说，“刘省三搞啥子鬼？淮军整我就是整湘军，你跟我一起去看九帅！”
“霆公，”娄云庆比较持重，这样劝他：“现在底细还没有摸清楚，去了也没有用。铭军那里我有条路子，先把刘省三的原奏，抄个底子来看看再说。”
鲍超想了半天点点头：“要得！”又指着幕友说：“马上替我修起两封书信来！一封给九帅，一封给大帅。给九帅的信，问他把霆军的战功朗个报的？给大帅的信……？”
给曾国藩的信，应该如何措词，颇费踌躇，倘发怨言，于心不忍，不发怨言，又无用处。就这沉吟不语之时，宋国永冷冷地开了口。
“免了！”他也打着四川腔说，“大帅又不会跟人家拿言语，何必教他老人家心烦？”
“对头！大帅的信不要写了。”
于是幕友为他写好致曾国荃的信，询问上谕中所谓“未照约会，分路进剿”这句话的由来，指派专差，星夜驰往黄州，信封上写明“鹄候回玉”，而且关照专差，不得复信，不必回来。
这样一来一去，起码得有四、五天工夫，鲍超满怀抑郁，加上部下各营，议论纷纷，群情愤慨，怕有哗变之虞，因而忧心忡忡，夜不安枕，惹得咸丰十年初，在安庆以西小池驿大破陈玉成所受的旧伤复发，右臂、左膝，形同偏废，但仍力疾起床，等候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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