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不知道将来立后是谁作主？”宝鋆说道：“如果两宫太后两样心思，皇上又是一样心思，那到底听谁的？”
“你们想呢？”恭王这样反问。
自然是听慈禧太后的。恭王此问，尽在不言，这个话题也就谈不下去了。等明善一走，恭王才跟宝鋆谈到“用得着倭艮峰”那句话，为了扫一扫慈禧太后的兴致，压一压安德海和内务府的贪壑，恭王同意宝鋆的建议，由他以同年的关系，说动倭仁建言：大婚礼仪，宜从节俭。
这用不着费事，方正的倭仁原有此意，不过他因为反对设立同文馆一案，开去一切差使，对实际政务，已很隔膜，所以只向宝鋆细问了问内务府近年的开支，立即答应第二天就上奏折。
第二天是三月初八，皇帝头一次开笔作短论，公推齿德俱尊的倭仁出题，他也当仁不让，正楷写了四个字：“任贤图治”，由翁同和捧到皇帝座前，讲明题意。皇帝点点头，打开《帝鉴图说》，找到有关这个题目的那几篇文章，把附在后面的论赞细看了看，东套两句，西抄一段，凑起来想了又想，慢慢有了自己的意思。
门生天子在构思，师傅宰相也在构思。倭仁端然而坐，悄然而思，他在想，这道奏折是给慈禧太后看的，不宜引叙经义，典故倒可以用，但必须挑她看得懂的，最好在《治平宝鉴》上找。
他很自然地想到了《治平实鉴》上，汉文帝衣弋绨、却千里马的故事，为了是讽劝太后，他又想到汉明帝马后的节俭。再叙两段本朝的家法，这开宗明义的一个“帽子”就有了。
于是他提笔写道：
“昔汉文帝身衣弋绨，罢露台以惜中人之产，用致兆民富庶，天下乂安；明帝马后服大练之衣，史册传为美谈，此前古事之可征者也。我朝崇尚质朴，列圣相承，无不以勤俭为训，伏读世宗宪皇帝圣训：‘朕素不喜华靡，一切器具，皆以适用为贵，此朕撙节爱惜之心，数十年如一日者。人情喜新好异，无所底止，岂可导使为之而不防其渐乎？’宣宗成皇帝御制《慎德堂记》，亦谆谆以‘不作无益害有益’示戒。圣训昭垂，允足为法万世。”
写完一段，搁下笔看了一遍，接着便考虑，是从内务府写起，还是开门见山提到宫内的奸佞小人？正在踌躇不定，打算找翁同和去商量一下时，皇帝的文章交卷了。
那真是短论，一共十句话不到，倭仁一看，暗暗心喜，捧着皇帝的稿本，摇头晃脑地念道：
“治天下之道，莫大于用人。然人不同，有君子焉，有小人焉！必辨别其贤否，而后能择贤而用之，则天下可治矣。”
看一看钟，这八句话花了皇帝一个钟头。但总算难为他，虽只有八句话，起承转合，章法井然，虚字眼也还用得恰当。
可是倭仁还守着多少年来督课从严的宗旨，不肯夸奖“学生”，怕长他的虚骄之气，只点点头，板着脸说：“但愿皇上记着君子、小人之辨，亲贤远佞，那就是天下之福了。”
听这两句话，皇帝如兜头被泼了一盆冷水。他自己觉得费了好大的劲，一个字一个字，象拼七巧板那样，摆得妥妥帖帖，一交了卷，必定会博得大大的一番称赞，谁知反听了两句教训！想想实在无趣。用什么功？用功也是白用，不如对付了事。
这一来，皇帝读“生书”便显得无精打采了，倭仁也不作苛求。下了书房，跟翁同和商议上那道奏折，费了两天工夫，才定稿缮清，递了上去。
奏折送进宫，慈禧太后正在审核内务府奏呈的大婚典礼采办的单子，安德海在旁边为她参赞，迎合着“主子”的意思，“这个太寒碜”，“那个不够好”地尽自挑剔。单子太多，一时看不完，谈不完，慈禧太后有些倦了，揉揉眼说：“先收起来，留着慢慢儿看吧！”
“时候可是不早了。”安德海一面收拾桌子，一面说道：“东西都要到江南、广东采办，运到京里，主子看着不合适，还来得及换。不然，内务府就可以马虎了。”
“这是什么道理？”慈禧太后问。
“到了日子，要想换也来不及了，明看着不合适，也只好凑付着。”
“他们敢吗？”慈禧太后怀疑，“他们还要脑袋不要？”
“大喜的事，主子也不会要人的脑袋。”安德海冷冷地答道。
想想也是，这样的大典下来，照例执事人员，不论大小，都有恩典。办事不力，充其量不赏，除非出了大纰漏，那也不过交部议处，不会有什么砍脑袋、充军的大罪。就算自己要这么子严办，总有人出来求情，到头来，马虎了事，不痛快的还是自己。
于是她问：“那么你看怎么办呢？”
一直在窥伺脸色的安德海，知道自己的话说动了慈禧太后。打铁趁热，便走近一步，躬身低语：“主子不问，奴才不敢说，主子问了，奴才不说，倒象帮着内务府欺瞒主子，那不是神鬼不容？奴才在想，最好主子派一个信得过，而且能干的人，先到江南、广东去一趟，摸一摸底儿。”
“摸一摸底？那倒是什么呀？”
“价码儿啊！”安德海指着单子说：“这里面的虚价，不知有多少！”
“对，对！”慈禧太后不住点头，“可是……，”她踌躇着说：“你也不能出京啊！”
唯一的窒碍就在此！安德海先不作声，然后慢吞吞地说道：“那全得看主子的意思。主子说一句话，谁敢驳回？”
“那也不是这么说。慢慢儿再看吧！”
事情虽未定局，但还留着希望，安德海不敢操之过急，所以闭口不语。到了上灯，伺候慈禧太后看奏折，看到一半，只见慈禧太后，额上青筋跃动，不知道为什么又生气了？
为的是倭仁的那道奏折。他在那段引叙汉朝帝后和本朝圣训的“帽子”以后，这样写道：
“近闻内务府每年费用，逐渐加增；去岁借部款至百余万两。国家经费有常，宫廷之用多，则军国之用少；况内府金钱，堵闾阎膏血，任取求之便，踵事增华，而小民征比箠敲之苦，上不得而见也！咨嗟愁叹之声，上不得而闻也！念及此而痌癅在抱，必有恻然难安者矣。方今库款支绌，云贵陕甘，回氛犹炽；直隶、山东、河南、浙江等省，发捻虽平，民气未复。八旗兵饷折减，衣食不充，此正焦心劳思之时，非丰亨豫大之日也。大婚典礼繁重应备之处甚多，恐邪佞小人，欲图中饱，必有以铺张体面之说进者，所宜深察而严斥之也。夫制节谨度，遵祖训即以检皇躬；崇俭去奢。惜民财即以培国脉。应请饬下总管内务府大臣，于备用之物，力为撙节，可省则省，可裁则裁。总以时事艰危为念，无以粉饰靡丽为工。
则圣德昭而天下实受其福矣！”
“哼！”慈禧太后冷笑道：“文章倒做得不坏。”
但想到倭仁原是个“迂夫子”，便觉得为他生气大可不必，这一转念间，脸色便和缓了。安德海也松了口气，因为慈禧太后生气的样子，实在教人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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