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曾国藩涵养功深，为人忠厚，而且鲍超是他的“爱将”，所以不肯露一点诽笑的神色，“这也无非是想以遣功自见。”他说，“其志可嘉！”
可嘉之外，就是可笑可怜了！薛福成知道曾国藩不喜欢听刻薄话，便笑笑不言，继续往下念李鸿章的信。
信中谈到四川酉阳州的教案，朝命李鸿章就近查办，已有和平了结的希望，他特为告诉曾国藩，也就是期望“老师”对他支持。曾国藩以大学士兼领直督，国家重臣，且又近在京畿，朝廷遇有大政，亦往往咨询他的意见，如果问到酉阳州的教案，有了李鸿章所提的办法，他就易于作答了。
听完信，曾国藩不胜感慨地说：“洋务不难办，难在办教案，教案亦不难办，难在自己人的意见太多。”
这已是含蓄的话，“意见太多”四个字，实在是指倭仁那班天下之大，不知中国之外，还有外洋的道学先生，是真道学也还罢了，还有徐桐那班听见“洋”字便要掩耳疾走的假道学。薛福成和他在曾国藩幕府中的同事，通达的居多，这时便因为曾国藩的感慨，引起了一番冗长的议论。
教案之起，由来已非一日。康熙初年，天主教盛极一时，这是因为圣祖的祖母孝庄太后，就笃信天主教，她的“教父”是个德国人，华名叫做汤若望，明朝天启年间到中国来传教，由徐光启的举荐，入翰林院供职。崇祯二年五月初一日蚀，用“大统历”、“回回历”
推算时刻，统通不准，只有徐光启用西法推算，有如预见，于是特开“历局”修新历，由汤若望参与工作。他又会修“火器”，所以崇祯十七年正月，李自成逼近京师，辅臣李廷泰督师剿贼，特地把汤若望带入军中管枪炮。
入清以后，汤若望一面传教，一面做官，做的就是专门掌管天文历法的钦天监监正。孝庄太后和世祖母子对他极其信任，圣祖能正储位，就因为汤若望一句话，说他已经出过天花，可保无虞。顺治十八年，世祖因出痘驾崩，越显得汤若望有先见之明。因此，圣祖对他亦异常尊信，修明历法，提倡天算，天子躬亲倡行。这也就是天主教能在中国大行其道的缘故。
到了世宗即位就不对了！闽浙总督满保首先于雍正元年上疏，说“各省起天主堂，邪教偏行，闻见渐淆，人心渐被煽惑，请将各省西洋人，除送京效力人员外，余俱安置澳门。
天主堂改为公廨。误入其教者，严行禁饬。”
世宗准了满保的奏请，给了半年的限期来迁移，同时命令沿途地方官照料。这还都是因为圣祖崩逝未久，他仰体亲心，格外宽厚之处。到了雍正三年，更严禁入“西洋教”，这个禁令，过了一百二十年才撤消。
道光十九年发生的鸦片战争，先胜后败，结果订了赔款割地的《江宁条约》，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这“五口通商事务”由两江总督兼理，兼授的官衔，称为“南洋通商大臣”。
英国人一心想通商，法国人注重在传教。道光二十四年，在黄埔的一条法国兵船上，签订了三十五条的《中法商约》。接着，法国公使克勒尼，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交涉，要求取消雍正三年的禁令。耆英据情转奏，礼部议定，准在五个通商海口，设立天主教堂，但“不许奸诱妇女，诳骗病人眼睛”，洋教士为人治病，有时会动刀，所以民间有洋人挖眼睛的传说，朝廷亦信有其事，因而特别申明约束。
自此以后，信教的人渐渐又多了，此辈被称为“教民”，教民只知上帝，不祀祖先，此事从士大夫到老百姓，无不深恶痛绝。“忘本”就是乱臣贼子，人人可得而诛，同时教民中亦难免有莠民，仰仗洋人势力，欺压乡里，益增民教的仇恨。小则群殴，大则杀教士、烧教堂的“教案”，层出不穷，没有一个地方官听见“教案”二字不头痛。
到了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内犯京师，文宗仓皇逃难到热河，订了城下之盟，由恭王出面所订的中法条约，准许大清臣民自由信教，法国教士得在各省租买田地，起造教堂。这一来，“教案”越多，朝廷正有洪杨的腹心大患，不敢再跟洋人起衅，同时中法条约中又规定地方官“滥行查拿”教民，须加处分，因此，遇到“教案”，总是教民占上风。民教相仇，积渐成了难解难分之势。眼前就有贵州遵义和四川酉阳州两起，迁延日久，使得法国公使罗淑亚无可忍耐，竟自称“外臣”上奏，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居然亦为他代递“外臣”的奏折。两国的交涉，变成内部的纠纷，好象部院之间，各有主张，唯待军机议奏，皇帝裁决。
为此，把文祥气出一场病来，亦为此，加派沈桂芬在“总署”行走，免得董恂再胡闹。
曾国藩的幕友，议论教案到此，无不浩叹。由董恂又谈到崇厚——他是咸丰十年新开的北方三个通商口岸：天津、牛庄、登州的“办理三口通商大臣”，在旗人中算是洋务好手，但他办洋务，只是一味媚软，纵容得洋人气焰甚高。大家都认为这不是好现象，总有一天因为洋人的“欺人太甚”而激出变故来。
“民教相仇，亦不能全怪洋人，民智未开，误会益深，这才是隐忧。”
曾国藩接着便举了个例，从他到任以来，好几次有人拦舆告状，说有小孩走失，是为天津教堂拐了去“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请求伸冤。
“这是野番凶恶之族都不忍为的事，西洋文明各国，如何会有此残忍的行为？以理而论，决无其事，然而你跟百姓说不清楚，如之奈何？”
但是，天津一带，不断有孩子走失，那是事实，曾国藩接到状子，除了严饬地方官查拿“拐子”以外，不能再有什么处置。虽然有好些状子中，指控天津东门外，运河西岸的“慈仁堂”，收养孤儿、弃婴，不怀好意，曾国藩却未肯轻信。只是有个打算，等有机会要亲自去看一看，究竟是怎么回事。
这个机会很快地到了，这年十月间，出省勘察永定河浚深的工程，到了天津，总督出巡，煊赫非凡，天津的道、府、县，一起随着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把曾国藩接上岸，驻节在长芦大盐商查氏的水西庄。查勘了盐政、校阅了崇厚所统率的洋枪队和洋炮队，然后请查狱讼。
这是他到任以后，决心要办好的一件事。曾经亲手编写了一篇“清讼事宜”，通饬各州县，限期将积案办理清楚，遇到重大的案子，提省亲自审阅，每次出巡，亦必定要亲临州县衙门，查核办理积案的情形。在天津，他最注意的，就是告教堂拐孩子的状子。
因为右眼昏蒙不明的症状，越来越重，他依旧只能听，不能看，听完天津县知县刘杰的“面禀”，他说：“拐走孩子的状子，有二十几案，一案未破，其故何在？总有个说法，我倒要听听。”
“回中堂的话，实在惭愧。”刘杰满脸惶恐地说，“盗案都破了，就这拐案不能破，卑职也困惑得很，唯有严饬差役，加紧缉捕。只是其中有一层关碍，卑职跟崇大人回过，崇太人一再吩咐要慎重，事情就不免棘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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