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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高阳【6部完结】(269)

  于是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向法国驻天津的领事丰大业提出交涉,要勘查慈仁堂,提讯王三。慈仁堂里,固然看不出什么挖眼剖心的迹象,王三跟武兰珍对质的结果,亦证明了武兰珍只是胡说。但百姓不信,总以为崇厚袒护洋人,因而仍旧聚集在教堂附近,辱骂骚扰。天主堂跟三口通商大臣衙门相距不远,崇厚正要派官兵去弹压,法国领事丰大业兴师问罪来了。

  丰大业十分卤莽,挂两把手枪,一进客厅就破口大骂,接着不分青红皂白开一枪,吓得崇厚赶紧躲入签押房,丰大业就在客厅摔茶碗、拍桌子,咆哮不止。

  这时取名“水火会”的天津民团,已聚集了数千人,群情鼓噪,大骂教士、洋人,崇厚怕激出事故,重新又出来劝丰大业,有话好讲,不必如此。又告诉他,外面情势不妙,最好躲一躲,不要出去,否则怕有危险。

  通事把话传译了过去,丰大业怒气冲冲地答道:“我不怕中国百姓!”说完,带了他的秘书西蒙,掉头就走。

  崇厚不放心,派了马弁护送。衙门外面的百姓,都是怒目而视,已有一触即发之势,偏偏冤家路窄,遇着天津县知县刘杰,正从天主堂弹压回来,预备去见崇厚回话。丰大业一见,不问青红皂白,拔枪就放,这一枪没有打中刘杰,打伤了他的一名家人。

  “打!”不知道谁厉声一喊,于是人潮汹涌,淹没了丰大业和西蒙,等散开来时,只见地上躺着两具尸首。

  动乱不过刚刚开头,水火会鸣锣聚众,号召了上万的人,先到通商衙门东面的天主堂,杀了两名教士,放火烧房子,再往东面就是法国领事馆,杀了丰大业的另一名秘书汤玛生夫妇。最后出东门,打入慈仁堂,杀了十名“贞女”,把贞女教养的一百多孤儿放了出来,跟着又是一把火。

  于是崇厚和天津道、府、县,一面弹压,一面救火,但人多势众,无济于事,整个天津城象沸了的油锅,一直到天黑才慢慢静下来。事后调查,另外又杀了两个法国人,是在天津经商的一对夫妇,还有三个俄国人,被误认为法国人而遭了池鱼之殃。同样地,英国和美国的六座教堂,也因为老百姓分不清什么是基督教、天主教而被毁。至于教民死得更多,总在三十以上。

  曾国藩闭目静听,一言不发,他平日的修养,重在“不动心”,以为唯有如此才能保持湛然的神明,应付任何危疑震撼。但天津百姓闯了这么一场大祸,眼看咸丰十年,洋兵内犯的灾难,又有重演的可能,如何能不动心?所以口虽不言,神色已变,右眼下不断抽风,额上筋脉跃动,静卧多日,好了十分之七八的晕眩毛病,又已发作。可是,他硬撑着,只喊着他的第二个儿子说:“纪鸿,把灯移开些!”

  曾纪鸿赶紧将他面前的一盏洋灯挪开,同时劝他躺一躺,说有事明天再商量。

  “不要紧!”曾国藩慈爱地说,“我还得有几句话问。”他问周家勋:“法国水师的提督,就驻扎在大沽口,可曾上岸?

  是何态度?”

  “自然上岸了。”周家勋答道:“态度当然也很坏,不过不曾派兵上岸。”

  “别国的洋人呢,有何表示?各国领事,可曾有什么话?”

  “在天津的洋人,自然都害怕。听说,英国的李领事,要组团自保。”

  曾国藩不作声。好半天才说:“你回去告诉崇侍郎,我料理料理就到天津来。只要可以为国家免祸,一己荣辱,非所敢计。现在只有我跟他是局中人,祸福相共,我一定替他分谤,请他立定宗旨,沉着应付。”

  周家勋明白,言外之意,还是要委曲求全,不过曾国藩愿意分谤,崇厚是不是愿意受谤,却成疑问。当然,这只是他心里的想法,不便说也不必说,只把曾国藩的话,转达到就是了。

  等周家勋辞出督署,直隶按察使钱鼎铭已经得信赶到。此人籍隶江苏太仓,是个举人,咸丰年间办团练有名,李鸿章“用沪多吴”,就出于他的创议和奔走,处事干练明快,极得曾国藩的信任。这时,就不为他掌理刑名的职司,以私人的情分,也该为曾国藩分忧分劳、所以等不到第二天一早,就先要来报到,一则示关切,二则备顾问。

  曾国藩幕府中,也有洋务长才,一个是黎庶昌,字莼斋,贵州遵义人,再一个就是薜福成。当钱鼎铭来谒见曾国藩时,他们正在各陈所见,未有结论,等钱鼎铭一到,便得从头谈起。

  看完廷寄,钱鼎铭指着崇厚的折,愤愤说道:“崇地山一味媚洋,激出民变,明明是中外交涉事件,他请旨由直督查办,说是‘以靖地方’,轻描淡写地把责任往地方上一推,不太岂有此理吗?”

  “调甫!”曾国藩反倒劝他,“现在不是论追责任的时候,更不是生气的时候。刚才我跟莼斋和叔耘在谈,缉凶赔银,自然是免不了的,我跟崇地山要挨骂,也是免不了的。只是祸虽闯得这么大,恐怕民愤依然未平,要应付内外两方面,事情着实棘手,你看该怎么办?”

  “这件案子,是通商二十年来所未有。能够做到缉凶赔银,便算了结,已是上上大吉。

  至于内外之间,如何能够面面都有交代,要看案情而定,如果其曲在我,则办得严些,百姓亦无话说。倘或错在洋人,那个交涉自然就好办了。”

  “然则曲直是非,如何区别?”

  “在武兰珍口供的虚实。”钱鼎铭答道:“武兰珍究竟是否王三所指使,王三是否教堂所雇用,挖眼剖心之说,是谣传还是确有其事?照此层层严讯,悉心推求,则真相大白,曲直自明。”

  “一语破的!”曾国藩不断颔首,“我到天津查办,就从这个关键上着手。”

  “中堂,”黎庶昌比较了解洋人办事的规则,“这一案交涉的重心,还是在京里,象这样的大案,朝廷原该指示宗旨,是委曲求全,还是据理力争?这在查办的时候,出入关系甚大,廷寄只说‘体察情形,持平办理’,又要‘顺舆情’,又要‘维大局’,都是些活络门闩的话。且不说将来责任都落在中堂双肩,眼前没有一个定见,案子即无归趋。”

  “我亦有这样的看法。”薛福成接口也说,“设或中堂在天津持平办理,而总署对法使罗叔亚一味迁就,彼此分歧,这个交涉一定办不好。如今恭王在假,文尚书丁忧回旗穿孝,百日明满,又请病假两个月,人在奉天。总署中,听说是“董太师”一把抓,而军机变成宝中堂为首,所以才有这样不负责任的上谕。中堂顶石臼做戏,吃力不讨好,固无论矣,不过这出戏总要做得下来才好!”

  于是黎庶昌和钱鼎铭也劝曾国藩,说他病体未痊,尚在假中,廷寄中也有“精神如可支持”的话,可见并不勉强,既然如此,大可撒手不管。即使要管,只管地方,不管对外交涉。钱鼎铭自告奋勇,愿意到天津去揭开“迷拐幼孩”的底蕴。至于这一案涉外的教案,或者奏请另简大员办理,或者请旨责成崇厚,自己设法了结。这才是于公于私,两有裨益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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