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皇帝很恭敬地答道，“将来办海军，一定得借重七叔。”
“对了！”慈禧太后很欣慰地说，“军务交给你七叔，政务交给你六叔。这就好比你的左右两只手，你能好好用你这两只手，包管太平无事。”
话只能说到这里，不能再说用那只“掌军务的左手”来看住“掌政务的右手”，反正只要兵权在忠诚可靠的人手里，外而李鸿章、左宗棠，内而恭王等等亲贵，谁也不敢起什么异心。
当然，皇帝不会想得那么多，那么深，他只是紧记住了慈禧太后所说的“象荣禄那样，都是顶能干的人”这句话，打算着有机会要好好重用这些人。
一存下这个念头，便接连两次召见荣禄，问的是谒陵的路途中，如何警跸。荣禄语声清朗，奏对从容，一切部署，答得井井有条，皇帝相当满意。
到了三月初五，皇帝奉侍两宫太后启銮，恭谒东陵。仪驾出朝阳门，先到东岳庙、慈云寺烧香，然后按站驻跸预先修理布置好了的行宫。王公亲贵随扈的虽多，最重要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恭王、一个醇王。醇王以御前大臣的身分带着荣禄打前站，一路出警入跸，归他综领全责。恭王则带着沈桂芬及一班军机章京，随携“行宝”，每天晚膳后，请见皇帝，奏对承旨，照常处理军国大事。
当然，每天是在轿子里的时候多，御轿虽大，到底还是气闷，皇帝视为苦事，得要想个消遣的办法。
他想下来骑着马走，但春雨如油，又是山道，载澂不敢答应，看看劝不住，只好去禀报醇王，醇王赶来苦苦相劝，最后说要“面奏太后定夺”，皇帝才怏怏作罢。
这样就只好坐在轿子里找消遣了。这原有乾隆的成法可循，这位很懂得享福的皇帝，最喜书画古董，南巡时往往携了精工缩制的书法名画，在轿中展玩。师傅们用膳休息的懋勤殿，就有这样一箱子“小玩意”。皇帝本来也想取几件在轿中用来遣闷，只是徐桐认为“玩物丧志”，奏谏不从，却携了一大堆圣经贤传，皇帝一直未动，此时也不想拿来看，于是找了载澂来商量。
“轿子里实在坐不住。”他说，“你想法儿去找两部闲书来给我消遣。”
“臣专差到京去取《太平广记》来呈阅。”
“那书，”皇帝摇摇头，“没有意思。另外呢？应该很多吧？”
“是！闲书多得很。”载澂放低了声音说，“不过，臣不敢进呈。”
“怕什么？我在轿子里看，谁也不知道。看完了交给小李藏着，他不敢不当心。”
载澂想了一下，面有笑容，“臣马上去办。”他说，“今儿是不成了，最快得明儿晚上。”
“好吧！能多快就多快。”
到了第二天晚上，驻跸隆福寺行宫，这已经到了东陵了，白天在独乐寺、隆福寺拈香，晚膳以后，召见军机，因为京里的“包封”未到，无事可办，恭王只回了几句话就退了出去。时候尚早，皇帝正闲得无聊，只见载澂神色怡然地进寝殿请安。皇帝看到他手中的蓝布包，便知闲书到了，吩咐太监都退了出去，只留下小李侍候。
“是那玩意吧？”
“皇上看了就知道了。”
载澂解开蓝布包，里面是两函书，一看封面题签就皱眉了，“谁要看什么《贞观政要》？”皇帝把那部书往外一推。
载澂一言不发，把那部书取了一本，翻开第一页，屈膝上呈。皇帝接到手里，看不了几行，带着些歉意地，不好意思地笑了。
“原来是个障眼法儿！”他说，“这部什么《品花宝鉴》，我连名字都不知道。那一部呢？”
那一部书封面是高士奇扈从圣祖东巡，记口外风物的《松亭行纪》，内页是谈明末秦淮名妓的《板桥杂记》。皇帝得到这两部书，如获至宝，但却给小李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不但平时收藏要谨密，而且皇帝每每看到二更天还不忍释手。晚上不睡，第二天寅卯之间，如何起身？所以每夜都得软磨硬骗，费好大的劲，才能把皇帝手中的书夺下来。
等回銮以后，皇帝自然不敢把闲书带到书房里去。但不论读书做文章，神思只要略微疏忽，就想到《品花宝鉴》中所描写的乾嘉年间的梨园艳屑，或者明末秦淮河舫的旖旎风光上面去了。当然，皇帝不用功，李鸿藻不能再象以前那样“动声色”，只有好言规谏。
这不仅因为皇帝已经亲政，而且也因为皇帝已经大婚，成婚就是成人，自然不能再用近乎训督童子的态度来授读。而且，皇帝的态度也自然而然地变过了，以前是凡事求教，即使有何见解，也是出于商榷的语气，自亲政以后，讲书之际，涉及实际政务，皇帝常用召询军机的口吻，让李鸿藻陈述意见，便带着些考问的意味。这使得李鸿藻不能不慎重回答，因为一句话的出入，立可就有影响，如果与恭王的意见相反，就会引起很大的误会，疑心他以帝师的地位，在不该奏陈政务的场合，侵夺军机的权柄。倘或有此情形，必遭大忌，以致李鸿藻常有左右为难，无所适从之苦。
最麻烦的，自然是总理衙门的事务，随班进见时，他可以不说话，而在弘德殿有所垂询，他便无所闪避。从谒陵回京，各国使臣要求觐见一事，到了拖无可拖，推无可推的时候，而礼节上一直未能定议。这天皇帝拿了一个李鸿章的折子给“师傅”看，上面是这样写着：
“先朝召见西使时，各国未立和约，各使未驻京师，各国国势虽强，不逮今日，犹得律以升殿受表常仪。然嘉庆中，英使来朝，已不行三跪九叩礼，厥后成约，俨然均敌，未便以属礼相绳。拒而不见，似于情未洽，纠以跪拜，又似所见不广，第取其敬有余，当恕其礼不足。惟宜议立规条，俾相遵守，各使之来，许一见，毋再见，许一时同见，毋单班求见，当可杜其觊觎。且礼与时变通，我朝待属国有定制，待与国无定礼，近今商约，实数千年变局，国家无此礼例，德圣亦未预定，礼经是在酌时势权宜，以树之准。”
读完这道奏折，李鸿藻拿它放回御案，最好能够不陈述意见，但皇帝不放过他，“师傅，”他问，“你看李鸿章的话，有可取之处没有？”
李鸿藻很清楚，这个折子中的意见，必是跟恭王预先商量好的，内外一致，已有成议，要想教各国使臣向皇帝磕头，是万万办不到的事了。倘或不行跪拜礼便拒而不见，则原折的所谓“于情未洽”，是句很含蓄的话，实际上怕会引起极大的纠纷，度时量力，似乎不能不委屈求全。
李鸿藻虽讲理学，但也信服“为政持大体”这句话，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只有捐弃成见，表示赞成：“臣以为‘取其敬有余，恕其礼不足’，说得很好。不过如何是‘敬有余’？总当诚中形外，有所表见才是！”
皇帝细想了一会，不置可否，他心里并不以李鸿藻的话为然，只是尊重师傅，不肯说出口来。李鸿藻当然亦不便再有什么陈奏。于是，李鸿章的折子，依然只有交总理衙门会议奏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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