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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高阳【6部完结】(336)

  两个人各有打算,彼此凑合,签下了一纸英文的合同。安奇认为照商场的惯例,不付定金,合同无效,坚持要“意思,意思”,那怕一块钱都行。李光昭倒也慷慨,付了十块银光闪亮的墨西哥鹰洋。

  合同很简单,口头谈得详细。安奇表示他在小吕宋有人替他办货,由香港打电报到加尔各答,再由伦敦转到小吕宋,至多半个月工夫,货色就可运到香港,然后一起随船到天津,交货领价。

  这笔交易一做,李光昭成了香港商场上的知名人物,有人想做内务府的生意;有人想捐官;有人为打官司准备“京控”要找路子,都来拜托。李光昭来者不拒,无不拍胸保证,一定帮忙。于是有人为他惠客栈的帐,有人送“程仪”,真有如鱼得水,左右逢源之乐。

  那知乐极生悲,就在洋木将到香港的前一天,安奇喝酒大醉,在九龙到香港的渡船上,失足落海,等捞救上船,已经一命呜呼,债主闻讯齐集,分掉了那一船洋木。

  李光昭得到信息,大惊失色,赶到安奇的洋行里去打听,得知大家分配洋木抵偿债务的经过,还想挽救,劝安奇的债主们,仍旧把洋木运到天津,照约行事,保证所得到的现款,比此刻瓜分木料来得划算。无奈合同的一方已经亡故,契约责任,自然归于消灭,倘或出了纠纷,打官司不能传安奇到案,必输无疑。所以任令李光昭说得舌敝唇焦,大家只是摇头不允。

  这一下害得李光昭进退维谷,大为狼狈。绕室徘徊了一夜,终于恍然大悟,“安奇死了,还有别人。洋商不曾死绝,何妨照样再来一次!”他欣喜地自语着,“对!就是这么办。”

  这一次找到的也是一个法商,名叫勃威利,洋行设在福州,因而谈妥了便到福州去签约。

  勃威利专门经营木材,在中国的业务,委托福州美商旗昌洋行代理,所以这张合同,亦由旗昌洋行出面代订,勃威利连带签署负责。合同中载明订购洋木三船,共计三万五千英尺,连运费在内,每尺银圆一元五角五分,总计五万四千二百五十元,在三十天内运到天津,立即验收给价,每船每迟延一日,津贴泊船费用五十元。至于定金,照安奇的成例,只付了十块鹰洋。

  办好手续,李光昭携带英文合约和木样,坐海轮北上,一到天津,先禀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根据内务府奏准的原案,请求饬令天津海关,免税放行,一面向内务府呈报,说是“亲自航海,运来大木,将抵天津大沽,请派员点收”,同时附呈木样。至于木植数量价格,李光昭因为京中官员不懂英尺大小,也不晓得洋木价格,索性滥报,说第一船洋木共有五万五千五百余洋尺,总值三十万两。

  正好,两广总督瑞麟,亦专差解到一批洋木的木样,摆在内务府内,看着能否合用,如果合用,“即行购买运解”,内务府的官员,拿李光昭的木样,放在一起验看,认为统通合用,分呈奏报皇帝“请旨”。

  对广东的处置,比较简单,只是说明情形,请旨饬令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迅速购办,解运进京。关于李光昭的那一部分,却有些疑问,因为有懂洋木行情的,说洋尺比中国的“三元尺”来得小,而五万五千多洋尺的木植,也不须三十万银子。因此,内务府大臣决定请旨“饬下直督,就近派员,按李光昭所禀根件数目尺寸,验收造册咨送臣衙门,一面由该督迅速设法,运赴圆明园工程处查收,再由臣等查验,是否与所报相符,核实估计价值,奏明请旨,格外恩施,以昭激励。”

  这样做法,另有深意,首先是一笔运费,着落在李鸿章身上,不管他将来如何报销,内务府可以不必花钱。再是在李光昭身上留下一个伏笔,就凭“核实估计价值”这句话,就有许多好处。

  皇帝自然“依议”。于是内务府抄录原奏及李光昭的原呈,办公文咨请直隶总督衙门照办。经此周折,已是一个月过去,勃威利运到天津的第一船洋木,已经在码头上停泊了二十天,而且洋商跟勃威利已经发生纠纷了。

  在福州,李光昭可以吹得天花乱坠,一到天津,不见码头上有任何官员,来照料这批由大清皇帝派人代表立约订购的木料,押运的洋商,便起疑心。催着李光昭收货给价,李光昭只是支吾敷衍,几天以后,连他的人影子都见不到了,于是向美国驻天津领事署申诉,提出交涉。

  就在这时候,神武门出了一个乱子,皇帝微服游幸,日暮归来,拉车的一匹马不知怎么受了惊吓,由神武门狂奔入宫,直到景运门,才经守卫宫门的护军拦住。这件事被当作新闻一传,皇帝的荒唐行径,连带地也播传人口了。李鸿藻忍无可忍,决定犯颜直谏,而造膝密陈,因为体制攸关,毕竟不能畅所欲言,所以亲自缮了一通密折,当面递给皇帝。

  李鸿藻跟皇帝是师生的情谊,十三年来,除却母丧守制那三年,几于无日不见。所以皇帝的性情如何,只有他最了解。外和而内刚,好面子,重感情,秉性又极其机敏,谏劝之道,只有相机开陈,或者取瑟而歌,暗中譬喻。这年会试,李鸿藻以副主考入闱,第三场文题:“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以及试贴诗,“赋得无逸图,得勤字五言八韵”的题目,就出于他所拟,而意在讽劝。此刻所上的密折,措词仍是浅明而宛转。首先引用上年皇帝亲政,两宫太后在养心殿召见亲贵大臣,面谕辅助皇帝,知无不言的训谕,作为建言的根据,接着便“沥陈愚悃”,说的是:

  “伏思皇上亲政以来,一年有余矣!刻下之要务,不可不亟讲求者,仍不外读书、勤政二端,敢为我皇上敬陈之:前数年皇上日御弘德殿读书,心志专一,经史记诵甚熟,读书看折,孜孜讨究,论诗楷法,亦日见精进;近则工夫间断,每月书房不过数次,且时刻匆促,更难有所裨益,不几有读书之名,而无读书之实乎?夫学问与政事相为表里,于学问多一分讲求,即于政事多一分识见,二者诚不可偏废也。伏愿我皇上懔遵皇太后懿旨,每日办事之后,仍到书房,计真讨论,取从前已读已讲之书,逐日温习,以思其理;未读未讲之书,从容考究,以扩其识,诗论必求其精通,字画必求其端整。沉心静气,涵养圣德,久而久之,自受益无穷矣。皇上亲政之初,凡仰蒙召对者,莫不谓天禀聪明,清问周至,钦佩同深,气象为之一振。迩来各部院值日诸臣,未蒙召见,人心又渐懈矣!咸丰年间,文宗显皇帝每日召见多至八九起,诚以中外利弊,非博采旁咨,无以得其详细也。若每见不过一二人,每人泛问三数语,则人才之贤否,政事之得失,何由得悉乎?夫臣下之趋向,视朝廷为转移,皇上办事早,则诸臣莫敢不早;皇上办事细,则诸臣莫敢不细!不如是则相率偷安,苟且塞责,其流弊有不可胜言者。伏愿我皇上仰法祖宗定制,辨色视朝,虚心听言,实事求是;于披览章奏之际,必求明其所以然,则事理无不贯通矣。而又勤求法制,屏无益之游观;轸念时艰,省无名之兴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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