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务府大臣，当然也是该管。”恭王答道，“不过奉宸苑兼管大臣，应该是专管。”
“那么，你们看三海工程，到底应该派谁管呢？”慈安太后率直地说了她的顾虑，“可别再闹得跟修圆明园一样，教外头说闲话。”
这是极中就要的顾虑，内务府的惯技就是小题大做，如果名义上由圆明园换为三海，实际上仍旧搞出各样各目，要花几百万银子，那就大失群臣力争的本意了，所以恭王这样建议：“要说工程，自然以内务府主办，工部襄助为宜。但为力戒浮冒，核实工费起见，似宜简派王大臣一员，负责监督。”
“这话说得不错。”慈禧太后说道：“五爷的差使不多，将来就让他来管吧。”
“是！”
话说到这里，出现了沉默，慈禧太后倒是有许多话想问，但这一来便似越权干政，所以不便多说。只命李鸿藻传谕翁同龢，说他讲书切实明白，务必格外用心，以期有益圣学，随即便结束了这一次例外的召见。
这天是八月初一，每月朔望，照例由皇帝侍奉两宫太后，临幸漱芳斋传膳听戏。皇帝闹得一天星斗，结果风清月白，什么事也没有，自己想想也灰心，所以在漱芳斋一直面无笑容。慈安太后了解他的心意，特为叫他坐在身边，一面听戏，一面劝了他好些话。皇帝的满怀抑郁委屈，总算在慈母的温煦中，溶化了一大半。
等散了戏回寝宫，只见载澂闪出来请了个安，笑嘻嘻地说：“臣销假。给皇上请安。”
一见他的面，皇帝心里便生怨恨，沉着脸说：“载澂，你跟我来。”
“是！”
到了殿里，皇帝的脾气发作：“你给我跪下！我问你，你在你阿玛面前，说了我什么？”
载澂敢于销假来见皇帝，便是有准备的，跪下来哭丧着脸说：“臣为皇上，挨了好一顿打。”
这话使得皇帝大为诧异，声音便缓和了，“怎么啦？”他问。
“请皇上瞧！”说着，载澂把袖子往上一捋，露出半条，一条膀子伸了出去。
“起来，我看！”
一看之下，皇帝也觉恻然，载澂膀子上尽是一条条的血痕。“这是臣的父亲拿皮鞭子抽的，非逼着臣说不可，‘不说活活打死’，臣忍着疼不肯说。臣的父亲气生得大了，大家都说臣不孝，不该惹臣的父亲生这么大气。臣万般无奈，不能不说。臣该死，罪有应得。”说着他又跪了下来，“臣请皇上治臣的罪。”
皇帝听罢，半晌无语，然后叹口气说：“唉！起来。”
皇帝跟载澂的感情，与众不同，到此地步，怨也不是，恨也不是，而且还舍不得他离开左右，连“御前行走”的差使，都不能撤，真教无可奈何。在载澂，自己也知道闯了大祸，虽然使一条“苦肉计”搪塞了过去，歉仄之意，却还未释，所以格外地曲意顺从。就这两下一凑，真如弟兄吵了架又愧悔，抱头痛哭了一场那样，感情反倒更密了。
在外廷，一场迅雷骤雨的大风暴，已经雨过天青，停园工的诏令，如溽暑中的一服清凉散，就是内务府以及跟内务府有关的营造商，亦有如释重负之感。碰上钉子的内务府大臣，自感无趣，但转眼慈禧太后四旬万寿，必有恩典，革职的处分，必可开复。而修理三海，不论如何力戒浮冒，诸事节省，仍有油水可捞。这样想着，便依旧精神抖擞了。
唯一可以说是倒霉的，怕是只有李光昭一个人。皇帝对停园工一事，想了又想，最气不忿的就是此人，所以在八月十二特地又下一道手谕：“迅速严讯，即行奏结，勿再迁延！”
谕旨到达直隶总督衙门，正也就是审问属实，快将结案的时候，于是加紧办理，在中秋后一天出奏，叙明经过事实以后，李鸿章这样评断：
“该犯冒充园工监督，到处诳骗，致洋商写入合同，适足贻笑取侮，核与‘诈称内使近臣’之条相合。其捏报木价，尚属轻罪，自应按照‘诈传诏旨’及‘诈称内使近臣’之律，问拟两罪，皆系斩监候，照例从一科断；李光昭一犯，合依‘诈传诏旨者斩监候’律，拟斩监候，秋后处决。该犯所称前在军营报捐知府，是否属实？尚不可知。但罪已至死，应无庸议。查该犯素行无赖，并无家资，实藉报效为名，肆其欺罔之计，本无存木，而妄称数十年购留；本无银钱，而骗惑洋商到津付价；本止定价五万余元，而浮报银至三十万两之多，且犹虑不足以耸人听闻，捏为‘奉旨采办’及‘园工监督’名目，是以洋商竟有称其‘李钦使’者。足见招摇谬妄，并非一端。迨回津后，恶迹渐露，复面求美领事代瞒木价，致法领事照请关道，将其拘留，诚如圣谕：‘无耻之极’，尤堪痛恨。此等险诈之徒，只图奸计得行，不顾国家体统，迹其欺罔朝廷，煽惑商民，种种罪恶，实为众所共愤，本非寻常例案所能比拟，若不从严惩办，何以肃纲纪而正人心！”
皇帝看完这道奏折，心里便想，本年慈禧太后四旬万寿，停止勾决，斩监候就得等到明年秋后处决，让李光昭多活一年，犹觉不甘，所以批了个“着即正法”。
修圆明园一案，随着李光昭的人头落地而结束。眼前的大事，就只有两件了，一件是对日交涉。日本的专使大久保利通，八月初四在总理衙门，与恭王、文祥等人当面展开交涉，首先就辩论“番地”的经界。大久保利通的目的，是想“证明”台湾的“生番”，不归中国管辖，这都是毛昶熙一句话惹出来的祸，恭王和文祥当然不能同意，就这样反复辩论，一拖拖了半个月。
第二件大事，就是慈禧太后四旬万寿的庆典，而这一件大事，又与第一件大事有关。恭王等人都知道，停止园工，慈禧太后内心不免觖望，为了让她的生日过得痛快些，应该将对日交涉，早日办结，只是这层意思，决不能透露，否则为对手窥破虚实，就可以作为要挟的把柄了。
在大久保利通，亦急于想了结交涉。因为看到中国在这一重纠纷上，已用出“狮子搏免”的力量，一方面派沈葆桢领兵入台，大修战备，不惜武力周旋；一方面李鸿章在天津与美、法公使，接触频繁，争取外交上的助力。原本是自己理屈的事，迁延日久，骑虎难下，真的打了起来，未见得有必胜的把握，不如见风使帆，早日收篷，多少有便宜可占。
因此，大久保利通，表面强硬，暗中却托出英国公使威妥玛来调停，就在这时候，沈葆桢上了一个奏折，说是“倭备虽增，倭情渐怯，彼非不知难思退，而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吓，迁就求利。倘入彼彀中，必得一步又进一步，但使我厚集兵力，无隙可乘，自必帖耳而去。姑宽其称兵既往之咎，已足明朝廷逾格之恩，倘妄肆要求，愿坚持定见，力为拒却。”
恭王与文祥都觉得他的话有道理，所以当威妥玛转述日方的条件，要求赔偿兵费三百万元时，文祥答得极其干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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