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和有些发愣，他充分了解沈桂芬的言外之意，是要他到荣禄那里去做一次“探子”。这个要求颇出他的意外，但仔细想一想，易地而处，自己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因为这确是个“舍我其谁”，别人干不了的任务。
“叔平，”沈桂芬转而言他：“照理说，你早该进军机了，不过你是帝师，身分尊贵，我不便保举，一则，我不配当你的举主，再则，我怕别人说我引你为重。你是最明白不过的人，两蒙其害，何苦乃尔？不过……，”他停了一会，忽然说了句：“桑白齐老病侵寻，干不长了。”
这是开出来一个条件，如果翁同和肯替他效这番力，那么，桑春荣一旦开了刑部尚书的缺，他就会保荐翁同和继任。
这一番话不能不令人动心，左都御史与刑部尚书，虽同为“八卿”，但尚书毕竟不同。
而且左都御史虽号称“台长”，其实柏台森森，尽皆傲然兀立，那些“都老爷”，数谁都不是肯帖然听命的，远不如六部尚书，司官抱牍上堂，诺诺连声来得够威风，有作为。
于是他说：“同舟共济，我自不惮此行，但有什么成就，却不敢说。”
“偏劳，偏劳！”沈桂芬连连拱手，“此事还望缜密。”
“缜密”两字是说来安翁同和的心的。在南北党争中，翁同和亲南而保持着近乎超然的态度，这一点他很重视，所以沈桂芬的“缜密”，实在是暗示着支持他的表面超然的态度，好让他消除顾虑。
是经过仔细盘算，扣准了时间去的，去时正当荣禄在明如白昼的煤气灯下，举杯陶然的时候。彼此换帖弟兄，自是不须禀报，便被引到席前，当荣禄起身迎接时，听差已经另添一副杯筷，在等待翁同和入座了。
“沈经笙真不是人！”一进门就满面气恼的翁同和，似乎迫不及待地要发泄，一坐下来就愤愤地说，“我跟他要绝交！”
“怎么？”荣禄颇为诧异，“何以气成这个样子？”
“他跟人说，我想进军机，所以巴不得他出京，小人之心如此，岂不可恨？”
荣禄对他是持着戒心的，所以这番愤激之言，在将信将疑之间，只解劝着说：“算了，算了！沈经笙的度量，谁不知道。‘宰相肚里好撑船’，他这个宰相……”荣禄笑笑举杯。
“仲华！”翁同和正色说道：“你不可掉以轻心！从先帝初崩那晚上，你动了枢笔，沈经笙就拿你恨入切骨。外放贵州，他跟人表示，说是出于你的主谋，非报此仇不可。你不能不防！”
荣禄报以不承认也不否认的微笑，同时也只有再度举杯，来掩饰他的略有些尴尬的神色。
“最近有首好诗，传诵一时，你听人说过了没有，吴圭庵的《小姑叹》？”
“没有听说。”荣禄答道，“吴圭庵在兰荪那里见过两面，不熟。再说，我也不是可以跟人谈诗的人。”
于是翁同和用清朗的声音念道：“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深潭不见底，柔蕤故为妍。”
“事事承母命，处处蒙人怜。”荣禄笑道：“形容绝妙！沈经笙在西太后面前，就是那副宛转承欢的样子。”
“想不到碰那么大一个钉子！”翁同和忽然拍手嘻笑：“几时见着圭庵，倒要劝他另写新篇《小姑哀》！”说完，笑声更大了。
这番做作骗倒了已有酒意的荣禄。他跟翁同和相交这五六年，从未见有如此忘形失态，可见得他是恨极了沈桂芬，所以才有这样声容两俱刻薄的调侃。
这一念之转，使他撤除了对翁同和的藩篱，觉得依旧可共腹心，“叔平，跟你说实话吧，倒不是我对沈经笙，有‘卿不死，孤不能安’之感，他引进王夔石，遭人大忌。上头也怕他党羽太盛，搞成尾大不掉之局，想设法裁抑。如果仍旧在朝，不能无缘无故撵他出军机。那天西太后召见，提到这件事，我说了句‘黎培敬不是内召？’还来不及往下说，西太后就摇摇手，不让我再往下说。说真的，第二天的面谕，连我也觉得意外。”
显然的，荣禄还有些言不由衷。这也难怪他，即令至交，总也不能自道如何暗箭伤人？
反正真相已明，他怎么说也不必听，要听的是这一句话：“遭人大忌”之“人”是谁？
“王夔石原非大器，沈经笙的援引，确是出于私心。”翁同和说，“且不说兰荪，就是他们浙江人，也有许多不服的。”
这是试探。如果忌沈的人是李鸿藻，荣禄当然要为他辩白。然而做主人的却无表示，只说了句：“但愿王夔石不出乱子，出了乱子，准是‘小鬼跌金刚’！”
“小鬼”何指？翁同和想不明白，“这是怎么说？”他问。
“同治三年，免办军需报销一案的来龙去脉，你不知道？”
“那不是出于倭艮翁的奏请吗？”
“倭艮翁是因人成事。王夔石那时在户部。”
王文韶那时在户部当司官，年纪还轻，不曾染上如今一味圆融的浮滑习气。平日亦颇留意公事，深恐一旦洪杨平定，办军需报销时，户、兵两部书办多方勒索骚扰，各地将领为填此辈贪壑，势必苛征暴敛，苦了百姓，甚非大乱之后，与民休息之道。因此，便草拟了一个免办军需报销的条陈，预备呈给堂官。
这是绝人财路的“缺德”行为，便有同官劝他不可多事，王文韶为危言所动，果然搁置了下来。而户、兵两部的书办，实际上也已经有了行动。
当同治三年春天，李鸿章克复常州，洪秀全病殁，太平天国之亡，已指日待。户、兵两部书办，认为快要发财了，于是相约密议，决定派人到江苏、安徽、浙江、江西各地，与各领一军的将官接头，谈判包办军需报销的条件。这得花两笔钱，一笔是照例的“部费”，奉命专征的大将都得要花，那怕是圣眷优隆，生平蒙“十三异数”，为高宗私生子的福康安，都无例外。
另外一笔是办报销的费用。军需报销在乾隆年间颁过一本“则例”，那一项可报，那一项不可报，写得明明白白，本来不算难办，难就难在收支必须与底案相符，不然就要被“驳”。事隔十几年，经手的人不知换过多少，那里弄得清楚？因此部里书办与各省佐杂小吏协议，由京里派人就地查阅藩、厘、关、盐四库底案，代为办理，笔墨纸张，伙食薪水所需，一概由部里书办代垫，将来算部费的时候，一起归垫。
当江宁报捷时，这笔垫款已用了好几万银子下去。而恭王与大学士管部的倭仁，却已有了密议，等论功行赏告一段落，开始筹议善后事宜的当儿，突然有一天下午，倭仁约集户部六堂官，同时到部。一到就征召得力的司官，将已外放湖南道员的王文韶所草拟的那份节略取了来。象宋朝翰林学士草制“锁院”那样，下令闭门上锁，断绝交通，然后分派职司，拟奏的拟奏，眷录的眷录，用印的用印。忙到三更时分，诸事就绪，倭仁就携着请免办军需报销的奏折，由户部入朝，等恭王一到，递牌子请见。两宫太后同声称善，立刻拟旨分行，以四百里加紧寄谕各省。户、兵两部，以及后来也插一脚的工部书办，美梦成空，还赔了一笔巨款，竟有相拥痛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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