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汪守正打定了主意，自己要跟薛福辰合作，才能见功。不过李德立对他不满之意，溢于言表，自己的打算，决不可泄露。为了希望此人不掣肘，还得好好下一番敷衍的工夫。
这一夜自是尽欢而散。第二天一早进宫，在内务府朝房会齐，见着了薛福辰，他恐怕李德立猜疑，不敢过分亲热。一经请脉，越觉薛福辰入手便正，只是健脾以外，还须润肺，同时也觉得人参未尝不可用，因而开了一剂以人参、麦冬为主，与温补差相仿佛的甘润之剂。
方子呈上，所得的“恩典”与薛福辰一样，赐饭一桌，由恩承陪着吃完，然后搬行李入内廷值宿。是内务府的空屋，与薛福辰同一院子，南北相望。
行客拜坐客，汪守正只送了几部医书，但都是极精的版本。最名贵的是一部明版的《本草纲目》，刻印于万历年间，是李时珍这部名著的初刊本。原是汪守正行踪所至，不离左右的，此时毅然割爱了。
薛福辰不肯收受，无奈汪守正意思诚恳，却之不恭。收是收下来了，觉得老大过意不去，想有所补报，只以身在客边，无从措办，唯有不断称谢。当然，有此一番结交，自有一见如故之感。
到得夜深，薛福辰一个人在灯下打围棋谱，汪守正却又不速而至。这次是专门来谈慈禧太后的病情的。
“薛先生！”他年纪比薛福辰大，但称谓很谦恭，“上头既然忌讳崩漏的字样，总得安上一个病名。”他说，“有人问起来，圣躬如何不安，到底什么病？莫非也象那班太医，支吾其词？”
“说得是！”薛福辰沉吟了一会答道：“病呢，也可以算是‘骨蒸’。”
汪守正点点头：“这一说就对了！我也觉得可以说成骨蒸。
得薛先生一言，就算鉴定了。”
“子常兄，你太谦虚了。”薛福辰微感不安。
“实在是要请薛先生指点提携。”
“指点”也许是客气话，“提携”则薛福辰心甘情愿。因此，第二天奉旨会诊，合拟方子，薛福辰便支持汪守正的看法，仍旧用了人参、麦冬这几味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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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之三：清宫外史
四五
曾纪泽是六月二十四到俄国京城彼得堡的，接连打来三个电报，第三个是报告会见俄国“外务部尚书”格尔思的经过。格尔思表示“条约改议，外国尚有之，罪使从古未有。”态度是“面冷言横”。因此，曾纪泽奏请将“崇厚罪名宽免，为转圜第一步”，说是“虽干清议不敢辞”。
这句话自是指李鸿藻和那班清流而言。主战一派在躁进的张之洞策动之下，花样百出。
宝廷刚刚上了一个折子，说是“外患渐迫，请召知兵重臣左宗棠入朝，筹划方略，以济危难”，使得恭王相当头痛，现在接到曾纪泽的电报，他虽有“干清议而不敢辞”的勇气，恭王却不肯贸然代崇厚乞恩，只拿曾纪泽的电报面奏取旨。
慈安太后也作不了主。于是恭王建议，请两宫太后“同赐召对”。事实上也只有此一法，慈安太后便到长春宫跟慈禧太后去商议。
“别的倒没有什么，就怕累着了你，又怕你生气。”慈安太后说，“你自己瞧着办吧，能支持得住，跟大家见见面也好。”
“不要紧！”慈禧太后毫不犹豫地答说：“这两天吃的药，倒仿佛很对劲，那一会儿的工夫，怎么会支持不住？”
这是半年之中，慈禧太后第二次跟军机大臣见面，距离上一次视朝，也有两个月了。瞻视御容，消瘦得令人吃惊，七月初的天气，她却穿的是缎子夹袍，宫女扶上御座，气喘不止，好久才能回答群臣的问安。
“李鸿章、曾国荃荐的大夫都不错。”她用很微弱的声音说，“人还虚得很，不过舒服得多了。”
“国家多事之秋，全靠两位皇太后决大疑、定大计，臣等才好遵循。”恭王很虔诚地说：“仰赖祖宗在天之灵庇佑圣躬，早日康复，才是宗社臣民之福。”
“你们急，我也急！偏偏又不是一服药、两服药治得好的病。你们办事，总要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实心实力，和衷共济，大局才能对付得过去。”
声音极轻，而话中的分量很重，尤其是那一句“当我天天跟你们见面一样”，仿佛指责，见慈安太后老实好说话，有什么欺罔的情形似的。然而这亦无从辩白，只能这样答说：
“国事如此。臣等决不敢有丝毫偷闲，敷衍塞责的心思。
“原要这样子。”慈禧太后接着便提到曾纪泽的请求：“崇厚定罪，当初原说等曾纪泽到了俄国以后再议。既然俄国接待我国的使臣，而且，说条约还可以改议，是这样，崇厚杀不杀，就没有要紧了。就不杀崇厚，放他出来，他还能逃到外国吗？就把他放出来好了！”
听得这话，恭王如释重负，但不宜多说任何一句话，只平静地答一声是。
“我也不想打仗，不过也要和得下来才行。把崇厚放了，是小事，一放崇厚，大家以为朝廷怎么样委屈都可以，决计打不起来，就此把各处防务都撂下了，白忙半天，一旦有事，仍旧受人欺侮，那可是件大事。”
“防务自然还是加紧办理。”恭王答道：“各国使臣跟新闻纸上都说，俄国兵船在八、九月间打算封我辽海，除了已奉旨派曾国荃督办山海关一带海防事宜以外，臣等公议，想派鲍超带领在两湖招募的勇丁一万人，克日坐船北上，在山海关与京城之间，择要驻扎，一则备边，二则保护京畿。这样子办，是不是妥当？就今天请两位皇太后定下主意。”
“鲍超是勇将。他跟曾国荃自然合得来，就怕他跟李鸿章面和心不和。”
“这一层，不烦圣虑。他们是出生入死的老弟兄，何况国事如此，不至于还闹意气。”
“那好！”慈禧太后又说：“饷要给鲍超筹足。”
“是。”恭王答道，“新募这一军，开拔之前，由湖北在部拨边防经费项下照拨，到防以后，户部另外给他筹饷。”
“左宗棠呢？”慈禧太后问到宝廷的奏折，“他到底在西北多年，让他到京里来当差，这个主意也不错。不过，他来了让他干什么？在西北，又找谁替他？这些，你们都想过没有？”
恭王自然想过，也跟大家谈过。主战一派自是极力赞成此议，以为左宗棠入参大计，足以增加声势。而主和一派居然亦众口一词，说宝廷的主意很高，这就另有文章了。
左宗棠在西北，虽非“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但以专阃之寄，调兵遣将，把局势搞得剑拔弩张，军机处无从遥制，也头痛得很。如今内调入京，明为尊崇，其实羁縻，和战之计，反倒容易控制。至于左宗棠到京，派什么差使，以及西北军务由谁接替？当然也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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