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史念祖兼程北上，等左宗棠到京，他已经事毕出都，在山西等候消息。他看得很准，左宗棠虽想提拔杨昌濬，打算保荐他由护理总督而真除，而朝廷未见得会准，到京走董恂的门路一打听，果然，陕甘总督已经内定由曾国荃接任。史念祖在山西等候消息，就是为了好等着伺候新任总督。不久，曾国荃的新命一下，史念祖也仍旧回任当他的甘肃臬司。得意之余，在太原写了一封信给左宗棠，表面是报告行踪，字里行间却流露出“奉旨回任，其奈我何”的意思。左宗棠这一气自然不小，上了个折子，指史念祖种种不端，请旨饬“护督”杨昌濬查案，据实参劾。
左宗棠的这个奏折，已经递了上去，并且已经发交军机核议。恭王正为此在为难，所以听了左宗棠的话，心存警惕，将宝鋆找到一边去商议。
“史念祖是奉旨回任的，而且刚刚陛见过，如果不中用，朝廷当面察问，早该知道，现在又准了他的折子，交杨昌濬查参，这象话吗？”
宝鋆本来对左宗棠极其仰慕，但此时已非赠诗推崇的心情，不过十几天的工夫，发觉左宗棠天生是不合群的人，心目中只有自己，并无同僚，印象大坏。因而附和恭王的看法，连连点头。
“这当然要驳……”
“当然要驳！”宝鋆抢过来说，“也挫挫他的骄慢之气。”
“我话还没有完。”恭王说道，“驳是要驳，但又不宜扫他的面子。你看怎么办？”
宝鋆想了一会答道：“办法倒是有一个，不过，又开一恶例。”
“怎么呢？”
“只有把他这个折子‘淹’了。”
所谓“淹”了，就是请太后将奏折“留中不发”，这是明朝留下来的最坏的一种制度，如果君上动辄“留中”，则谏劝不纳，实情不明，国事非败坏不可。恭王当年制抑慈禧太后扩张权力，所用的手法之一，就是力争奏折须发交军机处，现在自请“留中”，岂非开一恶例。
可是他的英锐之气，消磨得也差不多了！想了一会，叹口气说：“就这么办吧。”
“那么，先‘递牌子’？”
“好！”
军机每日常例召见，只由太监传唤，单独请见，才递“绿头签”。慈安太后当然即时“叫起”，上去三言两语说好了，才召其他军机大臣全班进见。
军机独重首辅，是左宗棠所知道的，所以在班里倒也不敢越次奏对。他心里在想，提到自己这个奏折，当然要问详情，那时再将史念祖种种贪墨狡猾的情形，细细面奏，说不定即时降旨，革职查办。
正在这样想着，已经谈到了，“史念祖这个案子，”慈安太后说道：“摆着再看一看。”
“是！”恭王很快地答应一声，随即领头跪安，全班退出。不但左宗棠的折子被“淹”
了，连他的话亦被“淹”掉了。
而他自己还不明白，回到军机处问宝鋆：“佩公，我那个折子，如何着落？”
“这当然是‘留中’了。上头是因为你的面子，不便处置，只好这么办。不然，你想，史念祖是奉旨回任的……嘿，嘿！”宝鋆干笑了两声，损了他一句：“侯爷，你也得替朝廷留点面子啊！”
左宗棠默然。到了七十岁才知道，督抚权重，只是在封疆上，到了朝里，便全不是这么一回事。
于是，他第二天便带着人去看京畿的水利了。
这也是左宗棠预定要办的两件大事之一。第一件是训练旗兵，早在他从兰州启程以前，就有个奏折，要带亲军步营马队两千余人入关，先驻扎张家口，听候调遣，移营近畿，一则拱卫京师，再则代为训练旗兵。
这所谓旗兵，指明是健锐营、火器营，因为神机营已复由醇王亲自管理，有专设的练兵人员，左宗棠不敢冒昧越俎。就是健锐、火器各营，他奏折中亦先大大地恭维了一番，说是“八旗禁旅，拱卫神京，居重驭轻，有严有翼”，又说健锐、火器各营，”尤称精练，材武之彦，多出其中，宿将名臣，指不胜屈”，但“承平日久，习成骄逸”，所以要“时加淬厉”。他的训练办法是：挑选十几岁以上，三十岁以下，无顶带的兵丁三千余人，分为十营，由他的亲军哨官管带，骑兵则与他的亲军马队，间杂编组，平时勤加操练，遇事随队出仗。
这个建议，不曾批准，因为八旗禁旅，由汉人管带，是前所未有之事，但亦不便公然拒绝，只批的是：“另有旨。”便一直拖着。此刻却是不能再拖了，这批人马，已由左宗棠的部将王德榜、刘璈、以及他的营务处总办王诗正率领，开到了张家口。
入朝以后的左宗棠，已经了解，八旗禁军掌握在醇王手里，训练旗兵一事，要想实现，必须取得醇王的支持，这不是一时可以有成议的事，不妨先办另一件大事。
这第二件大事，是左宗棠进京旅途中所作的决定。他由“太行八陉”的井陉入河北，过正定北上，沿途经顺天府属的房山、良乡各处，发现水利不修，行旅艰难，与他道光十三年初次会试入都，以及同治七年剿捻军行所见，大不相同，因而想到，可用军工濬河开沟。左宗棠经营西北，原是采取西汉各将在边境屯垦的遗规，所部官兵，对于兴修水利，富有经验，所以经过一番视察，回京立刻便拟稿上奏。
奏折的事由，叫做“拟调随带各营，驻扎畿郊，商办教练旗兵，兴修水利”。他也知道，这番举动，醇王那里固须好好下一番工夫，而建议兴修畿辅水利，等于指责直隶总督与顺天府尹失职，管理顺天府的万青藜，可以不拿他放在眼里，而看李鸿章，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不能不预加防备，便在折尾声明：“如蒙谕旨允行，臣惟当随时与醇亲王及直隶督臣、顺天府尹详为筹议，或同时并举，或先后举行，断不敢固执成见。”至于移驻近畿，应该划定防区，建筑营垒，左宗棠亦特地建议：“应请敕交醇亲王筹度，应于何地驻扎？”
这个奏折是由慈禧太后裁决的：“着神机营王大臣，会同妥议具奏。”也就是听凭醇王作主，所以左宗棠一退了朝，立即去拜访醇王。
醇王好武，对于左宗棠原有倾心结纳之意，但清朝的家法，亲贵与大臣不能随意交往，如今是有公事商谈，名正言顺，给了醇王一个极好的机会，自然不肯放过，降阶相迎，礼遇优隆。
登堂入室，重新见礼，醇王请左宗棠“升炕”，并且推他上坐。国家体制所关，做客人的不敢僭越，坐了下首。
由于事先经过幕友切劝，左宗棠总算有所警惕，不曾大谈西征的得意之事。在醇王推崇之下，谦虚了一番，随即谈入正题。
“八旗禁军，身分不同，王爷带兵，又是恩多于威，长此以往，不免长其骄佚之气。不瞒王爷说，士兵总要习于劳苦，才能有用。我在西北这几年，战无不克，都得力于平时不让部下游手好闲。譬如说……”左宗棠突然顿住，警觉到自己这一“譬如”将会谈不完，所以咽了口唾沫，很吃力地勒住话头，再加上一句：“王爷恕我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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