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知道你肯实心办事，操守也好，只要肯破除情面，没有做不好的。”慈禧太后又说：“潘祖荫在南书房当差多年，性情虽耿直，也是肯任劳任怨的，我也让他进军机了。”
“是！”翁同和略停一下，听慈禧太后不曾开口，随即跪安退出。
由于王文韶的罢免，翁同和、潘祖荫的入值军机，部院汉大臣当然得有一番调动。调动名单，是由李鸿藻主持，他将他的同年，在兵部很得力的副手左侍郎许应骙，调补王文韶的遗缺户部左侍郎。许应骙的遗缺，补了黄体芳，他还在当江苏学政，未回京前，由精通律学的刑部左侍郎薛允升兼署。
这些调动，对王文韶并无关系。但是，张佩纶九月间由从五品的翰林院侍讲，升任正五品的詹事府右庶子，此时更调署正三品的左副都御史，两个月之中，连升五级，这番异样的拔擢，加以正式担负言责，使得王文韶惊心动魄，知道再不知趣，逗留不走，还将有极难堪的事发生，不能不奉侍老母，急急离京。
京官离京回东南各省，通称“回南”，虽有水旱两途，但携眷而行，向走水路，以通州为水陆交会转驳之地。王文韶“官司”未了，岂能安心上路？所以借眷口行李众多，所雇船只，一时不齐为名，在通州赁了房子，暂时住下来等候消息。
人情势利，官场更甚。俗语说的是，“太太死了压断街，老爷死了没人抬”，因为太太死了，老爷是现任官儿，自有趋炎附势的人来送丧，老爷死了，官也没有了，那个还来理睬孤儿寡妇？王文韶如今丢了官，而且还可能有不测之祸，所以除了极少数至亲好友以外，其他平时奔走于“王大军机”府第，受过好处的人，怕张佩纶、邓承修等人的笔尖一扫到，牵连生祸，都绝迹不至，因而王文韶悄然独处，书空咄咄，大有穷途末路之感。
最难堪的还是他的八十三岁的老娘，四年之前，王文韶以湖南巡抚内召入军机，迎养老母。其时直隶、河南都在闹旱灾，但沿途地方官办差，无敢怠慢，要船有船、要车有车、要伕子有伕子，午晚两顿必是鱼翅席，临走还有馈赠。一路风光，谁不说“王太夫人福气好”？
四年之后，境况大不相同。她记得当年在通州“起旱”，由仓场侍郎领头发起，大开筵宴，“为王太夫人接风”，特地传了京里有名的班子，唱了三天戏。如今冰清鬼冷，只有刚到那天，通州知州送了一个“一品锅”，此后就再也不理了。
“真不如死掉的好！”王太夫人含着眼泪对儿子说：“我一死，你报了丁忧，看在这分上，他们就不忍心再难为你了！”
“娘！娘！你千万宽心，好好养息。”王文韶着急地说，“万一你老人家有个三长两短，他们更有文章好做，教儿子怎么再做人？”
“唉！”王太夫人叹口气，“爬得高、跌得重。这个官不做也罢。”
不作官也不能了事，王文韶心里在想，但愿云南报销案到此为止，不往下追，那就上上大吉了。
消息不断地来，案子越来越热闹，一个牵一个，株连不绝。由孙家穆牵出另一名主事龙继栋，由龙继栋牵出御史李郁华，照例先解任、次革职、然后收捕下狱。潘英章也被革了职“并着云南督抚和该员原籍湖南巡抚，沿途各督抚一体严拿送部。”照这样子下去，到头来一定牵涉到自己身上。
因此，王文韶如坐针毡，日夜不安，想来想去，不能不在最后一步上有所布置。于是备了一份重礼，派他的儿子王庆钧悄悄进京，钻门路找到李莲英那里，将礼送了上去。
到了第三天才有动静，李莲英派人将他找了去，王庆钧见面请安，叫他“李大叔！”
李莲英便也老实不客气，称他：“世兄！令尊的意思我知道了。现在正在锋头上，要避它一避。大家平时交好，能尽力我无不尽力。世兄回去说给老人家，等上头口气松动了，我自然会有话说。总而言之，事情没有大不了的，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
“事情没有大不了的，”这句话足以令人宽心，“不过要等机会、看情形”，就不妙了。王庆钧真想说一句：“李大叔，只要你肯拍胸脯，一肩承当，那怕汉口的那家钱庄，双手奉送，亦所甘愿。”
正当他在打主意，如何措词，能再许个宏愿而又不致太露痕迹时，李莲英又往下说了。
“事情呢，不是我说，你老人家当初也太大意了些。”李莲英用低沉郑重的声音说：
“我们自己人，透句话给你，你可千万只告诉你老人家一个人。”说到这里，定睛看着王庆钧，要等他有了承诺才肯往下说。
“是！”王庆钧肃然垂手，“有关你的话，我绝不敢乱说。”
“你说给你老人家，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李莲英说，“六爷多病，七爷又闲得慌。
天下大事，都在这句话里头了。”
“是，是！李大叔这句话，学问太大了。我回去，照实禀告家父。”
这句话真是含着绝大的学问，王庆钧还无法理解，只有他父亲喻得其中的深意。原来醇王静极思动，颇想取恭王的地位而代之，但身为皇帝的本生父，鉴于前朝的故事，要避绝大的嫌疑，公然问政，决无此可能，唯有假手于人，隐操政柄，这个人就是李鸿藻。
王文韶自己知道，在旁人看来，他是属于恭王一系的。这还不要紧，坏事的是，他又被看作总理衙门一派，接承了沈桂芬的衣钵，在主战的清流，便认为他难逃媚洋误国的罪名，自然深恶痛绝，必欲去之而后快。
转念到此，又找出张佩纶参他的折底来看，其中有一段话，便益具意味了：
“恭亲王辛苦艰难，创立译署，文祥以忠勤佐之，中兴之功，实基于此。而其时风气未开，人才未出，洋情未尽得，军务亦未尽竣，文祥赍志以殁；不幸而丁日昌、郭嵩焘辈出，以应付之术，导沈桂芬背恭亲王、文祥卧薪尝胆之初心，而但求苟且无事。于是人人争诟病译署，而外夷乃日益骄矣！比来夷焰稍熄，其机可以自强，而老成渐衰，其势亦不可以自恃。两府要政，悉恭亲王主持，近以五十之年，久病未愈，必调摄得宜，始能强固；故译署之任，宜有重望长才，共肩艰巨，与枢廷旧臣，合谋协力，乃足使天下省事，而恭亲王省心委之文韶，其能胜任愉快乎？”
看到这里，王文韶深为失悔，早不见机，原来清流亦有在“译署”——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一献身手的雄心。倘或当初保荐张佩纶之流在总理衙门行走，或者遇有重要洋务，类似对俄交涉中，让张之洞参预那样，请派此辈会同看折，又何致于会有今日纠缠胶葛，难解难分的局面？
于今一切都晚了，只有李莲英“该走走太平湖的路子”那句话比较实在。
要走醇王的路子，最适当的莫如重托翁同和。出京以前，跟他原曾有过一番长谈，翁同和的短处是不甚肯担责任，长处是在谨密小心，托他不一定管用，但决无泄密坏事之虞，大可试上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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