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律规定，居官虽犯错误，不涉于私，叫做“公罪”。应交吏部议处，与刑部无关。
所以薛允升接着说道：“云南督抚的公罪，共有两项：第一、崔尊彝所动用的是捐局‘平余’，这跟州县钱粮的‘火耗’一样，照例不入官库，但究系公款，而且动用至十余万两之多，该省督抚，不应漫无稽考。其次，崔尊彝劣迹昭彰，而该省督抚拿他保列‘卓异’，送部引见，难免失察之咎。”
“卓异？”惇王纵声大笑，“云南出这样子的卓异官儿，难怪滇越边境多事了！”
这是他题外的牢骚，没有人答他的腔。薛允升将话题拉了回来，他说：“此案在王爷亦只能请旨交部议处。”
这句话很有分量，大家都暗暗佩服。惇王等于无形中碰了个软钉子，只好放过云南督抚，提到他念兹在兹的景廉和王文韶，特别是王文韶。
“那没有下落的三万多银子呢？”
又提到这话，会办五大臣无不头痛，面面相觑，无人答话。
“还有，”惇王似乎突然想起：“那，那三万两呢？”
跟孙家穆约定的数目是八万两，付过五万，待付三万，惇王所指的就是这三万两，“那是公款，还存在顺天祥。”张之万答道：“等结案以后，自然责成顺天祥缴库。”
“这就想不通了。既说是八万，何以付了五万就准奏销了？”惇王问道：“存着那三万干吗？难道孙家穆怕银子烫手，竟不敢要？”
就案情而言，这是最讲不通的一点。翁同和却有个说法：“大概是怕丹翁清正，赶快结案要紧，那三万两就顾不得要了。”
“承奖，承奖！”阎敬铭拱手答道：“这是不虞之誉。”
“哼！”惇王冷笑，“只怕不是孙家穆不敢要吧？”
大家都懂他的意思，是说这三万两银子，原是留着送景廉和王文韶的，只为陈启泰一奏，平地掀起波澜，景、王二人就不敢要这笔钱了。
事涉暧昧，无法深论，麟书便说：“回王爷的话，案子办到这步田地，也就差不多了。
别的不说，起码赃款就追出来上十万，公家损失也有限。而况，这笔赃款，也原不该入官库的。”
于是你一言，我一语，无非准理衡情，劝惇王不必坚持，又说法国正在越南用兵，滇越边境吃紧，慈禧太后宵旰忧劳，不宜再拿这一案上烦廑忧，宜乎早早结案，好齐心合力对付外患。
惇王再能干也对付不了五个人，而且他的理路亦不十分清楚，词令则更非所长，只好无言告辞。
但从第二天起，惇王接连“递牌子”请求召见。据宫里传出来的消息：他向慈禧太后面奏，力主严办，说会办五大臣，有徇私情事。可是，当慈禧太后问到：应该如何严办，徇私的事实证据何在？他却又说不出一个所以然。
这样到了第四天，传谕召见云南报销案会办五大臣，惇王当然也在内。依照预先的约定，五大臣中，发言不由军机大臣翁同和，也不由刑部尚书张之万，而是阎敬铭领头奏复。
“案内，一个人不敢放松，案外，一个人不敢牵涉。”
阎敬铭这两句话，慈禧太后大为欣赏：“原该无枉无纵，案外更不必牵涉。”她停了一下说：“这一案的罪名怎么样？”
于是阎敬铭掏出一张单子来，从孙家穆、周瑞清开始，将案内官员的罪名，逐一回奏。
一听有这么多人牵涉在内，慈禧太后的神色变得沉重了。
“国家多故，皇帝还没有成年。执法的人，敢于这样子舞弊。你们是不是办得太轻了呢？”慈禧太后又说：“惇亲王！你有话，尽可以说。”
这似乎有点不测之威了，五大臣都有些困扰，唯独惇王精神十足，大声回奏：“潘祖荫丁忧回南以前，就定下了‘完赃减罪’的章程，私底下授意给大家，现在就是照潘祖荫的章程定的罪。”
这是公开的指责，当然要答辩，而对付惇王，则翁同和曾有承诺，所以他义不容辞地代表大家发言。
“潘祖荫已经去位，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即使不去，亦不是潘某一个人所能主持全案的。”
“此案关乎风纪。”惇王的语气很固执，“总须遵旨严办。”
这句话中有了漏洞，翁同和针锋相对地顶了过去：“迭次上谕，都指示秉公办理，务期案情水落石出。至今为止，未降严旨。即有严旨，亦当依律例办理，岂能畸轻畸重？律例者，祖宗的成法，国家的宪章。而且旧例似此案情原只减一等，嘉庆年间方始减二等，仰维仁庙圣意，岂肯姑息舞弊之人？为的是不枉法则情有可原而已。”
“枉法不枉法，怎么分别。”慈禧太后问道：“翁同和你讲来我听。”
“是！”翁同和答道：“以报销案来说，受了贿，不该销的销了，就是枉法，如果原来就是该销的，虽然受了贿，于公事并无出入，就是不枉法。云南报销案，经户部查核，不过所引成例彼此有出入，归根结蒂来说，到底都是该销的款子，自然不是枉法。”
这一说，慈禧太后释然了。惇王却又有话，他说：“如今是太后垂帘办事，倘或轻纵了，将来皇上亲政的时候，必有议论。”
这话说得很不得体，慈禧太后当然觉得逆耳，翁同和又一次抓住机会，反驳着说：“惇亲王失言了！皇太后垂帘已久，事事秉公持正。就拿这一案来说，一再面谕：务须斟酌妥当。
将来怎么会惹起议论？”
这才是持论得体，一方面有春秋责备贤者之意，一方面颂赞了慈禧太后的圣明。她深深颔首，“我亦并无从重治罪的意思。不过，”由于惇王在前两次面奏时，一直忽视律例，所以她加重了语意说：“治国以法，总得要照律例。”
“回皇太后的话，”阎敬铭答道：“无一字不符律例。”
一看惇王又要开口，翁同和心想，如说得罪亲贵，反正也得罪了，不如趁此机会，争个结果，否则就不划算了，所以抢着说道：“臣的意思，本想依律减二等定罪，现在减一等，由徒刑三年改为充军二千里，已经从重，如说还嫌轻，莫非要杀两个人？”
说到这里，翁同和有些激动，引用慈禧太后和惇王都知道的一个典故。为汉文帝执法的“廷尉”张释之的故事：有人盗取高祖庙的一只玉环，张释之按“盗宗庙服御”律治罪，文帝嫌轻，要改为族诛。张释之力争，以为盗高祖庙一只玉环便须族诛，那么万一有人盗高祖长陵，又将治以何罪？
同样地，“如果不枉法是死罪，枉法又是什么罪？”翁同和又说：“臣等在书房，日日为皇上讲明的，不过一个仁字，一个义字。倘或言而不能行，难道是要导君于刻？这决不是惇亲王本意，更不是皇太后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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