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少爷，你不要急！定下心来细想一想就知道了。惇王领衔的折子，已经将老爷洗刷清楚了，太后难道竟不顾王爷跟那么多红顶子的面子，硬要翻话，不会的。”
“就怕惇王表面一套，暗地里一套，当面见太后，节外生枝有许多诂。
“这也不会。这两天的‘宫门抄’没有惇王的‘起’。”
“啊，啊！”王庆钧觉得这是个好现象。
“再说，还有李总管在里头说话，一定无事。”
王庆钧听得这番解释，略微宽心了些。果然，到了月底那天，云南报销案终于有了下文，完全依照复奏治罪。景廉、王文韶“交部分别议处”。这一案办到这样的结果，言路认为差强人意，都不再说话，案子大致算是定局。当然，也还留下一条尾巴：第一是追赃；第二是吏部议处。
照常例，象这类议处的案子，至多三天，一定会有复奏，但这一案却牵延了好多天，因为投鼠忌器，吏部尚书李鸿藻和广寿，都觉得该保全景廉。多方设法，研究律例的空隙，竟无缝可钻，只好依例处分，专折奏复。
折子没有交下来，慈禧太后在召见军机的时候，用惋惜的口吻说：“这一案的处分，别人都无可惜。只有景廉，他当差一直很谨慎，而且有军功，在边疆辛苦了好多年。如今降两级不准抵销，未免太过。不过，王文韶也是实降两级，如果加恩景廉，就变成同罪异罚，似乎也不足示朝廷一本大公的意思。你们看，有什么办法，开脱景廉？”
于是李鸿藻复奏：“皇太后圣明！臣等查核旧案，咸丰十年，曾奉朱笔，不敢违例。”
接着便陈奏这件旧案的始末。
咸丰十年正月，刑部尚书瑞常，因为秋审案中，复核发生错误，得到“降一级留任”的处分，但随后发觉承办此案发生错误的司官，上年京察，由瑞常保送一等。京察一等，立刻可以升官，所以是件很郑重的事，堂官保送不实，依律例“降二级调用，不准抵销”。
当时文宗特旨，改为降调留任，但朱笔特别批示：“以后有类此者，实行实降。”景廉误保福趾，情形正是“类此”，既有成宪，自然不敢违背。
慈禧太后当然亦不便违反文宗的朱谕，只好宣示：“既然如此，就照吏部所议，实降两级，不过，仍旧在军机跟总理衙门行走。”
“是！”宝鋆答应着，再次颂扬：“皇太后圣明。”
“各部侍郎有什么缺，可以安插景廉？”
既然降调以后，又在军机，就不必亟亟于调补侍郎，而且这一案中，降级的侍郎虽多，大多可以抵销，一时亦无缺可补，所以宝鋆建议，将景廉降调为内阁学士，慈禧太后同意了。
“那么，景廉的原缺呢？”
景廉是户部尚书，因为有云南报销案的风波，得要找一个操守格外好的人去补缺。李鸿藻便保荐他的同年，镶蓝旗籍的额勒和布，他的外号叫“腰系战裙”，跟“额勒和布”是个无情对。此人沉默寡言，除操守以外，别无所长。
此外当然还有大倒其霉的，第一个是已调吏部左侍郎的前任户部侍郎奎润，跟景廉一样，实降两级。第二个是云南巡抚杜瑞联，滥保崔尊彝大计卓异，以及听任属员，移挪公款，实降三级。云南巡抚由藩司唐炯升任，这是一个颇为人所注意的任命。因为中法越南交涉，正趋严重之际，唐炯以举人在四川带过兵，临阵有进无退，外号“唐拚命”，用他补杜瑞联的缺，意味着对法交涉，有不惜用武之意。而最可以表明朝廷意向，也最令人感觉意外的一件措施是：特旨“派醇亲王奕譞会筹法越事宜”。闲散将近十年的“七爷”，到底出来管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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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之三：清宫外史
五四
越南正式受清朝的册封，是在顺治十八年，承认前一年九月自称国王的黎维祺为“安南国王”。到了嘉庆八年，改安南为越南，国王阮福映，年号嘉隆，越南人民称他“嘉隆皇帝”，是一位英主。
阮福映在统一越南“三圻”时，曾经委托天主教神父，请求法国援助，与法王路易十六，订立条约，愿割土作为酬谢，后来法援未到，条约当然不须履行，但法国的势力却就此伸入越南了。
从嘉隆皇帝以后，阮朝三代皇帝都不喜欢法国和天主教。因此，在道光、咸丰年间，越南也象中国一样，常闹教案。英法联军侵华的那几年，法国海军附带在越南攻城略地，于是在同治元年夏天，越南被迫跟法国订立了条约，赔款割地之外，另有专条：越南政府承诺，此后不以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给法国以外的任何一个国家。
法国得寸进尺，五年以后吞并了整个南圻，而心犹未足，还打算攘夺北圻，仅留下中圻给越南。到了同治十二年，借故攻陷河内，越南政府派出一员名将抵御法军。这员名将叫刘永福，是中国人。
刘永福本名业，字渊亭，原籍广东钦州，落籍广西上思。早年跟过“洪杨”，洪杨失败，余众四散，其中有个叫吴鲲的，领余众数千，进入越南，刘永福就在他部下。吴鲲一死，刘永福带了两百多人，翻山到了越南的高平省，自树一帜，旗帜用黑布所制，号为“黑旗军”。
刘永福生得短小精悍，不但勇壮豪迈，善抚部属，而且善于术数，多谋能断，在北圻披荆斩棘，招兵买马，势力日渐雄厚，越南国王阮弘住特加招抚，传说还招了他做驸马，颇为倚重。这时受命御法，在河内西门外遭遇，法将安邺不敌而退，退到城门附近，为刘永福的先锋吴凤典赶到，一刀砍掉了脑袋。这是同治十二年冬天的事。
安邺一死，法国反倒慎重了，派文官办理善后，展开交涉，因为中国采取不干涉的态度，因而法国和越南订立了新约。
这一同治十三年正月底，在西贡订立的法越和平及同盟条约，重要的条款是：第一、法国承认越南为独立国；第二、定河内等城为商埠；第三、开放红河，也就是富良江而上到河内，法国有自由航行之权：第四、越南的外交事务，由法国监督，不得与他国有联属关系。
这完全是为了排斥中国，而朝廷因为台湾番社事件，对日交涉正吃紧的当儿，无暇四顾，只下了一道密旨给广西巡抚刘长佑，“固守边围”而已。
不过，越南迫于法国的城下之盟，并不心服，所以一方面仍旧向中国上表进贡，一方面重用刘永福，授官为“三宣副提督”，准他在北圻商务繁盛之地的保胜，设局抽税，以助军饷。
这在法国，自然将刘永福视作眼中钉，必欲去之而后快，只是三番两次用兵，刘永福屹然不摇。同时，中国由于言路的呼吁，朝廷亦渐渐重视越局，明的是由驻法公使曾纪泽照会法国政府，不承认同治十三年的法越条约，暗的是密谕云南、广西派兵支援刘永福。这样到了光绪七年年底，由于曾纪泽的电报，说法国谋占越南北境，并拟通商云南，不可置之度外，因而总理衙门奏请降旨，派李鸿章、左宗棠、刘长佑、刘坤一、张树声会商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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