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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高阳【6部完结】(507)

  接下来叙述船局难守,而不得不用另一条疑兵之计:“即日宣告:掘濠塞河,多埋地雷水雷备战,顾臣军实无一雷也。”

  这条疑兵之计,在第二天即有效验,法国兵船退了两艘,但“出则联口外之三艘以骇长门,入则联口内之两艘,以疑船局”,而闽江仅有三条“局船”,孤危撑拒。敌人可退可进,可战可守,况且“南北洋兵船迄无一至者,臣又何敢以敌退解严?”同时也提到总理衙门的一个电报。

  总理衙门倒是看准了法军的谋略,第一,必得占领中国一处口岸,作为勒索的凭借,但中国与外国议和,非李鸿章出面不可,所以要保全他的面子,不能侵犯北洋地界。否则逼近畿辅,京师震动,李鸿章的处境相当困难,和局难成,对法国亦没有好处。

  因此,第二,所占之处须远离京城的南方,而又以对海军补给方便的地方为理想。这样,基隆有煤矿,福洲有船局,便成为法国不动手则已,一动手就是首当其冲的鹄的。

  总理衙门因为连日接到电报,法国兵舰在闽江口出入频繁,而交涉方面剑拔弩张,看样子福州船局必难幸免法国兵舰的炮火。倘或真的要打,照李鸿章的判断,“船局必不可保”,但如马尾守军肯小小吃些亏,战局不致扩大,则和局犹可挽回。所以给张佩纶一个电报:“小挫可图再振”。这是暗示挫折早在意中,不致会追究责任,劝他忍辱负重的意思。

  张佩纶自然懂得,却不受劝,他说:“果臣军一败,资仗都尽,无兵无饷,又谁与图再振乎?”当然,他这样侃侃而谈,是另有看法,亦有自信。

  为了反衬他的忠勇奋发之忱,他不能不牵扯彭玉麟作个比较。据说彭玉麟上年秋天奉旨办理广东军务,与两广总督张树声划定防区,彭玉麟当南面琼州一路,畏怯不前,曾策动广东官民挽留他在省城,以为保障。此事为张佩纶所卑视,正好拿他皮里阳秋一番,用来抬高自己的身分,表扬自己的功劳:

  “当臣出次时,省城民无固志,风鹤皆兵,颇有欲援彭玉麟不赴琼防之例留臣者。臣自念新进小臣,非老成比,必令马尾不战而失,遂其质地索偿之请,而臣且在省静候,与此土一并赎还,其腼然何以为人?故不敢自安,以免为皇太后、皇上知人之玷,初非谓此军即可制胜也。”

  “此军”就是黄超群一军,是张兆栋留以自卫,为他硬夺了来的,此军虽未必可以制胜,但张佩纶却仍有制胜的把握。

  “臣亲至前敌,则颇觉各营之侦探、各路之电传,半亦法人虚声恫吓,而臣前请先发制人之算,尚非毫无把握。”

  他的把握是出于两点判断,第一、中国对法国一再让步,法军不必死战,而反恐张佩纶所指挥的水师和陆军,拉住他们死战,在士气上先已逊了一筹;其次,法国在闽江之内的兵舰,仅不过多于局船两艘。如果法军全部登陆,则可乘虚袭击敌舰,倘或登岸一半,仅不过数百人,以两千陆军迎击,法军未必能占上风。而况敌军深入内陆,处处可以断他们的归路。同时近来潮汐“小信”,法国兵舰出入不便,这都犯兵军之忌,而为张佩纶所以要想开战的原因。

  论兵法讲究“知己知彼”,说过自己有这样的胜算,还要估量敌情,张佩纶满怀信心地表示,敌人看见他的斗志,已有怯意,而所以仍旧徘徊不退者:

  “既料中国之必不失和,而孤拔以一水师提督,挟盛气而来,谓闽官必降心相从,船局固垂手可得。我既不与之先讲,复欲与之先战,若遽尔退师,亦恐见诮他邦,取讥士卒,是以游驶壶江,以掩其退避之迹,而仍为挟制之端,计亦狡矣!臣逆料该提督必已密电巴德诺,非云欲犯他口,即云须遣人赴沪讲解,曾于昨日电达李鸿章,嘱其断勿赴沪。当此主忧臣辱,臣既有军旅之寄,不能一战以建威折敌,更何敢大言不怍,无临事而惧之心?惟念敌情,当以力争,难于理喻。今法船在闽,其势稍转,必有一二自命能办洋务之人,攘臂以居辨难调处之功,没将士死守之孤忱,为无赖希荣之捷径,长敌焰而损国体,无逾于此,是以将前敌实情,委曲敷陈。”

  这番陈奏,大大地壮了慈禧太后的胆,而最使她感动的是,张佩纶在折尾立誓:万一局势转恶,“我援竟断,法舰纷来,恐彼猝攻前敌,据我上游,我军终于不敌,然臣所将水步两军,誓当与厂存亡,决不退缩,以贻朝廷羞。”是这样有为有守、忠勇奋发的气节之士,真是值得重用。

  寄望于美国“说合”的打算,终于落空,法国正式拒美国调处,同时对基隆采取了行动,由孤拔的副手利志必率领兵舰四艘,轰击基隆炮台。刘铭传得报,一面下令自行炸毁基隆煤矿,一面亲率提督四员,击退了登陆法军,不过他自己亦赶紧退到了淡水。据刘铭传自己的解释:台湾没有兵舰,海面无法与法军争锋,只有引诱他们上岸,才可以“聚歼”。

  法军不肯上当,留下三艘兵舰在基隆海面监视,同时由巴德诺照会曾国荃,法军攻取基隆,作为质押,暂时不取福州,要求赔偿兵费八千万法郎。

  局势到此地步,如果肯和,便成城下之盟。醇王见此光景,和既不甘,战又不可,六神无主之下,只有奏请召集廷议。

  就在这时候,陈宝琛来了一个电报,有一句话使得慈禧太后痛心不已,这句话是:“和亦悔,不和亦悔。”意思是一开仗必败无疑,慈禧太后深知这班清流,赋性刚毅的居多,不是看出事处万难,绝无可为,决不肯说这种万般无奈的泄气话。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我也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慈禧太后向醇王及总理大臣们叹气,“到底能不能打?你们总得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事情是拖不下去了!越拖越坏。”

  六月二十二的天气,密云不雨,闷热不堪,醇王急得满头大汗,很想说一句:“要开仗亦未见得没有把握。”却就是说不出口。

  慈禧太后知道醇王无用,她愿重用他也就因为他无用。所以兵饷两事,此刻便直接向许庚身和阎敬铭两人垂询。

  “许庚身!”她问:“你看,如果开仗,有没有把握?”

  这是最难回答的一问。不过许庚身对和战大计虽不能完全拿主意,而从洪杨平后,在军机当“达拉密”,凡有关重要军务的上谕,几乎都由他主稿,深知代湘军而兴的淮军,积习重重,并不可恃;北洋水师,则如甫离襁褓,正在学步,还不足以自立;醇王的神机营更是虚糜“京饷”的“摆设”,所以虽管兵事,却主持重。当然,他不肯得罪李鸿章,更不敢得罪醇王,说他们的兵不中用,平时一再表示:备多力分。此时亦仍是这样回奏。

  “我中国幅员辽阔,口岸太多。当初祖宗设兵驻防,专重陆路,道光以来,五口通商,中外交涉日繁,原是祖宗当初所万想不到的。自文宗龙驭上宾,仰赖皇太后操劳于上,发捻次第削平,讲究海防至今,亦不过十几年的工夫,自然不能跟西洋各国已经营了几十年的海军相比。备多则力分,处处设防,处处防不胜防,譬如福州,何璟接二连三,急电请援,而南北洋实在都抽不出兵舰可以调到福建海面。就算可以调动,法国又舍马尾而攻基隆,飘忽难制。臣每日都留心上海、香港的中西报纸,说法国水师提督孤拔是一员猛将,打电报到他们的海军部,要攻山东芝罘、威海卫、旅顺,敌师北犯,京畿震动,所关不细。”说到这里碰个头,结论就不必说出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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