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吏部尚书崇绮因病请假，由礼部尚书乌拉喜崇阿署理，他是个谨饬平庸、没有主张的人，另一位尚书徐桐，听见“洋”字就会变色，平生最恨“洋务”，对李鸿章自然没有好感，因而也就同情黄体芳。至于被黜复用，刚由署理吏部左侍郎补实为吏部右待郎的李鸿藻，是昔日的清流领袖，对黄体芳更要回护。所以避重就轻地引用了一条来处分。这条定例是：“官员妄行条奏者，降一级调用，公罪。”公罪是公事上有所不当，与个人品格有亏而获咎的私罪不同，公罪照例准许抵销，换句话说，只要得过“加级”的奖励，就不必降级。
象黄体芳这种当到侍郎的大员，总有好几次加级的纪录，因此这样的处分，对他来说，实在丝毫无损。
徐桐与李鸿藻如此主张，其余的堂官觉得不甚妥当，“妄议更张，迹近乱政”与“妄行条奏”的过失，并不相同。然而因为上谕中最后一句是“交部议处”，不是“交部严加议处”，又因为黄体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议改派曾纪泽专司筹练海军，亦可说是分内应尽的言责，似乎谈不到“乱政”。这样一转念间，也就默然同意了。
复奏一上，慈禧太后大为不满。认为“所议过轻”，朱笔亲批：“黄体芳着降二级调用。”而“吏部堂官传旨严行申饬”。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这个年便都过得不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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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慈禧太后作了两个重要决定，也就是在明年要办的两件大事，一件是由选秀女开始，为皇帝立后，一件是预备撤帘归政。
于是，光绪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当面嘱咐，决定带皇帝去谒东陵。此行有三大典礼，第一是到慈安太后在普祥峪的定东陵上去行“敷土礼”。慈安太后暴崩于光绪七年三月，当年九月大葬。慈禧太后因为病体初愈，不耐长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皇帝年纪太轻，亦不能送葬。”四年以来，慈禧太后一直认为这是一件她应该对慈安太后抱歉的事，决定趁撤帘归政之前，弥补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极以后，始终还没有瞻谒过穆宗的惠陵，这一次应该尽礼。第三就是在东陵隆恩殿为列祖列宗行大飨礼。
所谓“敷土礼”就是民间的扫墓，自以清明为宜，所以当天颁发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礼，礼成以后随即回銮，预定三月初七还宫。为了迁就三月初二清明这个日子，回銮的行程相当匆促，而必须在三月初七还宫，则因为这一年会试，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场开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误试期。
这一下，有三个衙门要大忙特忙了。第一个是直隶总督衙门，要办“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个是礼部，要准备各项仪注；第三个就是内务府，伺候皇太后、皇帝及宫眷的车驾食宿，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不过大感为难的既非内务府，亦非直隶总督衙门，而是礼部。慈禧太后谒陵，仪注自有成例，为难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后的陵寝，并无成例可循，找遍旧案，只有同治四年，两宫太后致奠孝德显皇后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显皇后萨克达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当皇子的时候，宜宗为他所册立的嫡福晋。但这位福晋福薄，并未当过皇后，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继母孝和睿皇后驾崩，第二天，这位福晋薨逝。而当孝和睿皇后驾崩时，宣宗已经高龄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岁暮之际，接连遭遇丧事，过于伤感，所以不到一个月，亦就龙驭上宾了。
于是文宗即位，萨克达氏被追封为孝德皇后，而她的丧仪进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晋变为皇后，亦就更改为大丧仪，梓宫一直停放在东陵附近的隆福寺。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后合葬于定陵，两宫皇太后致奠，因为孝德皇后是元后，当然用的是妃嫔对皇后六肃三跪三叩的大礼。
这一次慈禧太后拜谒慈安太后的陵寝，应该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满尚书延煦主张最力。
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两宫并尊，而死后的情形不同，一直到咸丰十一年文宗驾崩的时候，始终是皇后与懿贵妃这两种不同的身分。如果说慈禧太后此时可以平礼致祭，那么当时两宫以妃嫔之礼祭奠孝德皇后，就是错了。
于是定议，详细复奏。慈禧太后先看行大飨礼的仪注，写的是：
“康兴九年秋，圣祖奉太皇太后率皇后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庙，越日启銮、陈卤簿、不作乐。
既达陵所，太皇太后坐方城东旁，奠酒举哀，皇太后率皇后等，诣明楼前中立，六肃三跪三拜，随举哀奠酒，复三拜，还行宫。后世凡皇太后谒陵仿此。”
这个仪注，慈禧太后自无话说，接下来看到皇太后“诣普祥峪定东陵行礼礼节”，自然而然想到当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礼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监宫女见此光景，吓得个个屏声息气，双腿发抖。
当然，李莲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说话，努一努嘴，示意太监宫女都退了出去，然后捡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还不知究竟，只猜想到一定是礼部所拟的仪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后指着奏折，咬牙说道：“礼部拟的什么仪注？”
“那儿不对，传旨军机说给他们改就是了。”李莲英说，“礼部堂官都是书呆子，何必为他们动那么大的气？”
慈禧太后也是一时之气，自觉为此发怒，会遭人背地里批评，度量太狭，因而忍住一口气，接纳了李莲英的建议。
于是军机承旨，通知礼部重拟仪注，要跟当初两宫太后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后的礼节，稍有区别。这本来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时，就酌量更改，亦不会有人批评。但这样一奏一驳，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会试将近，才俊之士，云集京师，其中颇不乏为老辈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这件事看得很深。因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这也可以说是旧事重提。当年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渐，深恐明朝嘉靖年间“大礼议”的故事重演，所以极力裁抑醇王。上至亲贵，下至翰林，几乎无不以为醇王绝对不可过问政事，防他因为干预朝政而逐渐养成羽翼，一旦皇帝亲政，成了无形中的“太上皇”，便无人可以制他。这重借为穆宗立嗣作题目，其实等于“争国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吴可读尸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当今皇帝入承大统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处于极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从此与国家政事绝缘，闲废终身，因而当时上奏两宫太后，有“曲赐于全，许乞骸骨，为天地容一虚糜爵位之人，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钝无才之子”的苦语。谁知忽忽十载，情势已变，如今醇王不但过问政事，而且成了“太上军机大臣”，吏事、军务、财政一把抓，当年的杞忧，成了今天的隐忧。大家也都知道，只要慈禧太后垂帘听政，醇王决不敢稍有踰越，但如一旦撤帘，优游于禁苑之中，大权交付于皇帝之手，那时谁也保不定醇王会不会起异心？即或他本人并无此意，却又有谁敢断定，他左右不会加以怂恿？赵匡胤这样谨厚而不好威权，不也“黄袍加身”，欲罢不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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