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不是！你莫非看到了不肯说？”恭王冷笑着说：“如果她心中还有惮忌之人，此人非别，就是区区。你懂了吧？
她为什么拒人于千里之外？”
这一下宝鋆自然懂了。慈禧太后不是吝与予恭王以任何恩典，她虽跟恭王不和，到底饮水思源，要想到当年保全孤儿寡妇是谁的功劳？至今大公主的恩宠不替，就可以想见她跟恭王没有什么解不开的私怨。而所以一再贬斥恭王，丝毫不假以词色，诚然如他所说，只是为了要“拒人于千里之外”。
因此，说穿了是慈禧太后有意装作深恶而痛绝之的态度，不让恭王有见她的机会。见她原不打紧，就怕一见了面，恭王有所诤谏，就很难处置了。宝鋆记得很清楚，有好几次，慈禧太后示意动工兴修离宫别苑，恭王只是大声答应，不接下文。不但土木之事，力加裁抑，在礼法上恭王尤其不肯让步。宝鋆印象最深的是，当穆宗亲政以后，慈禧太后曾经想在乾清宫召见群臣，宣示垂帘听政以来，平洪杨、剿捻子，使宗社危而复安的种种艰辛，恭王对此不表异议，只反对在乾清宫召见，因为乾清宫是天子正衙，皇太后不宜临御。
如今呢？慈禧太后不但大兴土木，修三海之不足，还要重兴清漪园，不但移驻太上皇颐养之处的宁寿宫，而且经常在乾清宫西暖阁召见王公大臣。这一切，在恭王当政之日，是不会有的事。
这样想到头来，宝鋆忍不住大声说道：“七爷平时侃侃而谈，总说别人不行，谁知他自己比旁人更不行。”
“这就是我说的，‘看人挑担不吃力。’如今老七知道吃力了，想找个人帮他，然而有人不许。我看，这副担子，越来越重，非把他压垮了不可！”
“唉！”宝鋆双手一摊，“爱莫能助。”
“话虽如此，你我也不可抱着看热闹的心，那怕了解他的苦衷，说一两句知甘苦的话，对他也是安慰。”
“六爷！”宝鋆真的感动了，“你的度量实在了不起。我不如你！有时候想起来不服气，还要说一两句风凉话。从今以后，倒真要跟你学一学才好。”
“也不光是对人！”恭王慨然说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你我？虽说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关切国事的心，却是不可少的。”
因为如此，宝鋆对朝政便常常在有意无意间要打听一下。他的故旧门生很多，交游亦仍然很广，平时来谒见的人，总以为他退归林下，是不得已的事，为了避免刺激，都有意避谈朝局。现在他自己热心于此，别人当然不须再有顾忌，因而朝中的举措与内幕，在宝鋆不断能够听到。
除了兴修三海和万寿山的消息以外，朝中当前的要政，便是理财，说得更明白些，是如何增加户部与内务府的收入。而在这方面，慈禧太后有她的一套主张，与善于理财闻名的阎敬铭的看法，格格不入，君臣之间，常有龃龉。
慈禧太后最热心的一件事是恢复制钱。京中原用大钱，恢复“一文钱”的制钱，便须办铜鼓铸。为此曾特地召见户部尚书翁同龢，面谕该筹三百万银子，采办洋铜。翁同龢自然面有难色，慈禧太后便又表示，预备将宫中数年节省下来的“交进银”发交户部，作为“铜本”，以示率先提倡。
这一来翁同龢只有硬着头皮，答应下来，出宫就去看阎敬铭谈钱法。阎敬铭大不以为然，简单扼要地指出，行使制钱，必先收回大钱。私铸的大钱，分量极轻，尽以输入官府，岂不是白白便宜了奸民，苦了小民？同时京师钱铺，以“四大恒”为支柱，维持市面，功不可没。收大钱、行制钱，造成动乱，“四大恒”恐怕支持不住，那时市面大乱，将成不可收拾的局面。
话是一针见血之论，然而醇王亦是打着如意算盘，满心以为三百万银子的洋铜，可以铸成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转手之间，凭空赚了三百万银子，修园就不须再动用海军经费，岂不大妙？
阎敬铭执持不可，说值六百万银子的制钱一发出去，钱多银少，必致钱贱银贵，用制钱的是升斗小民，用银子的是达官贵人，结果苦了小民，乐了贵人，那就要天下大乱了。
话说得太率直，醇王大起反感，认为制钱的使用，有各种方法，决不致引起市面混乱。
接着又提到王安石的变法，法并不乱，只是无谓的阻力太大，以致不能畅行其法，引经据典，论古证今，虽不能自圆其说，但要驳他却很困难。
反复研究，最后终于有了成议，筹款照筹，洋铜照购，购到以后，在天津、上海两地用机器鼓铸，铸成存库，三年以后，察看情形，再定行使之法。
这是个不彻底的办法，明明是敷衍公事。照此办法，不仅不能在制钱上生利，而且先要垫本三百万，三年以后，方有收回之望，这是什么算盘。
慈禧太后因此大为不悦，召见醇王，说他为户部堂官蒙蔽。同时又谈到不办洋铜，而整顿云南的铜矿。这个消息一传，有人替系狱的唐炯高兴，认为他的生路来了。
唐炯是因为中法战争中，在云南擅自退兵，被逮到京，定了斩监候的罪名。转眼冬至将至，如果“勾决”在内，便活得不多几日了。
唐炯系狱已经两年，去年不在勾决的名单之内，得以不死，但亦未蒙特赦，所以看样子这一年是逃不过的了。他本人倒还泰然，这年夏天在狱中，写了一部自己的年谱，一切后事亦早有交代。不过他的家族亲友，当然还要尽营救的全力，尤其是整顿钱法的诏旨一下，有了一线生路。因为唐炯在四川服官多年，久有干练的名声，以后为他的同乡前辈丁宝桢重用，整理川盐，颇著成效。再则，他又当过云南的藩司与巡抚，如果能用他去经理铜矿的开采与运输，可以说是人地相宜。而且云南采铜所下的本钱，一向是由四川盐税项下拨给，凡是这种“协款”，出钱的省分，总是万分不愿，想出种种理由来拖延短解，而如唐炯在云南，四川就很难耍什么花样去“赖债”了。
所苦的是贵州在朝中没有什么煊赫的大员，这番可为唐炯出死入生的建议，很难上达天听。他的故旧至好，只有另走门路，先是托阎敬铭，而阎敬铭慈眷在衰落之中，自觉建言碰个钉子，反使别人难以说话，所以指点转恳醇王。谁知醇王也怕碰钉子。李鸿章、左宗棠、丁宝桢都曾为唐炯乞过恩，请弃瑕录用，结果这些奏折或附片都留中不发，可以想见慈禧太后对此人如何深恶痛绝！越来越小心谨慎的醇王，当然不肯插手管这个闲事，因为当初主张重惩唐炯、徐延旭的，就是醇王。
冬至将到，勾决期近，唐炯的同乡亲友，都已在替他备办后事，而他的家人还不死心。
唐炯的两个儿子唐我墉、唐我圻都在京里，每天钻头觅缝，想保住老父一条性命，却是到处碰壁，最后碰出一条路子来了。唐我圻经高人指点，备办了一份重礼，特地去拜访立山，磕头求援。
“不敢当，不敢当！”立山跪下还礼，扶起唐我圻说：“尊大人的罪名是判得重了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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