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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高阳【6部完结】(604)

  李莲英只有拣能说的说。能说的是国家政事,不能说的是慈禧太后的为了她自己享乐的一切作为,秉持此一宗旨,他这样答说:“万岁爷仿佛对修天津到通州的铁路,不以为然。”

  “喔,”慈禧太后很注意地,“他怎么说?”

  “奴才也不十分清楚。看意思是觉得北洋衙门管的事儿太多。”

  “修铁路是七爷上的折子。”

  慈禧太后这话的意思,一下子不容易明白。李莲英听到“七爷”跟“万岁爷”连在一起的事,总是特别小心,想了一下答道:“万岁爷只听老佛爷的话,七爷上折子,也得看他说得对不对?说得不对,万岁爷不一样儿的驳回吗?”

  慈禧太后不即答言,脸上却是欣慰的神情,好半天,才点点头说:“他能这么想,心里总算明白。往后有他的好处。”

  ※ ※ ※

  慈禧太后意料中的事,果然发生了。言路上接二连三有折子,山西道监察御史屠仁守、户科给事中洪良品,都有极其率直的奏谏。此外翰林与上书院的师傅,亦都说了话,而且除津通铁路以外,也隐隐然提到兴修颐和园的不足为训。这些折子先由皇帝阅看,看一个,赞一个,然而在慈禧太后面前,他却噤若寒蝉,什么话也不敢说。

  慈禧太后也知众怒难犯。好在心里已早有打算,召见军机,接连颁了两道懿旨,一道是就太和门灾,有所晓谕,她承认这是天意示警,应该“寅畏天威”,而在深宫修省以外,也勉励“大小臣工,精白一心”。

  另一道懿旨,是根据立山的说帖,决定颐和园的工程,缩减范围,除了正路及佛殿以外,其余的一切,全部停工。当然,正路及佛殿这两个主要部分的工程,究有多大的范围,并未明言。

  这两道上谕,是慈禧太后为自己稳一稳脚步,却不能弥补清议对醇王和李鸿章的不满。

  只是抗章搏击,也还有分寸,不过看起来对事不对人,其实是既对事亦对人,因而醇王的精神又坏了。

  皇帝也觉得修津通铁路一事,不能只是将原折交议,迹近拖延,所以悄悄向翁同龢问计。

  “师傅,”他说,“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如今该有个决断,自然是以公意为断。可是公意又在那里?老百姓的话,从那里去听?”

  “民间疾苦,不易上闻。”翁同龢答道,“臣亦只是听闻而已。”

  “你听到些什么?”

  “传言津通百姓,呈诉通永道衙门者,不下二三百起,该管衙门不理。向总督衙门申诉,因为是奏定办理的案子,不肯据情入告。据说百姓都含泪而去。”

  “岂有此理!只怕李鸿章也不知道这些情形,是他下面的人瞒着他。不然,李鸿章也不能置之不理。”

  皇帝太天真了,竟当李鸿章是汤斌、于成龙之流的好督抚。翁同龢不便直言,然而也不能附和,唯有保持沉默。

  “怎么?”皇帝醒悟了,“李鸿章是知道的?”

  “李鸿章不是懒于理政的人。”

  这句话就尽在不言中,皇帝黯然摇头,然后又问:“你知道不知道,百姓的诉状中是怎么说?”

  “无非庐舍坟墓,迁徙为难。子孙见祖父的朽骨,岂有不伤心之理?就算公家给价,其心亦必不甘。”翁同龢又说:

  “有人引用圣祖仁皇帝的上谕……”

  一提到康熙,皇帝赶紧起身,翁同龢自然站起得更快,“那时的上谕怎么说?”皇帝问。

  “容臣检来呈阅。”

  检来一本《十朝圣谕》,翻开康熙一朝,有关河工的谕旨,其中有一条是:“所立标竿多有在坟上者,若依所立标竿开河,不独坏民田庐,甚至毁民坟冢。朕惟恐一夫不获其所,时存己饥己溺之心,何忍发此无数枯骨?”

  “圣祖之为圣,仁皇帝之为仁,即此可知!”翁同龢忽然激动了,“转眼就是归政大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诚恐有累圣德,更恐埋没皇太后多少年操持的苦心,实在不妥。”

  “师傅,”皇帝立即接口,“你何不也上一个折子?”

  翁同龢这下才发觉“言多必失”,惹出麻烦来了。可是此时此地,不容他退缩,只能答应:“是!臣想跟毓庆宫行走诸臣,联衔上奏。”

  “好!你快办去吧。”

  翁同龢下了书房,立刻草拟奏稿。以他的见识、文采,象这样的奏折,原可一挥而就,结果费了一个下午才能脱稿,因为顾虑太多,不能不仔细推敲。

  当天便将毓庆宫行走的另外两位大臣请了来,一个是兵部侍郎,也是状元出身的孙家鼐;另外一个是吏部侍郎松溎,他是正蓝旗人,进士出身,但教皇帝读“清文”,在毓庆宫的身分就差了,只是所谓“谙达”。向来师傅们有什么公折,谙达是不列衔的,翁同龢为了壮声势,所以将他亦算上一个。

  折柬相邀,专车奉迓,孙、松二人一到,翁同龢拿出折底来“请教”。看上面写的是:

  “查泰西之法,电线与铁路相为表里,电线既行,铁路势必可举办,然此法试行于边地,而不适行于腹地。边地有运兴之利,无扰民之害。腹地则坏田庐、平坟墓,民间哗然。

  未收其利,先见其害矣。

  今闻由天津至通州拟开铁路一道。查天津距通州二百余里,其中庐舍相望,桑麻被野,水路则操舟者数万人,陆路则驱车者数百辈,以及村酤、旅店、负贩为活者更不知凡几?

  铁路一开,本业损失,其不流而为盗者几希!

  近来外间议论,无不以此事为可虑。臣等伏思皇太后、皇上勤恤民隐,无微不至。偶遇四方水旱,发帑赈济,唯恐一夫之失所,岂有咫尺畿疆,而肯使小民穷而无告乎?况明春恭逢归政盛典,皇上履端肇始,而盈廷多风议之辞,近郊有怨咨之口,似非所以光昭圣治,慰安元元也。

  夫稽疑以卜,众论为先,为政以顺民心为要。津通铁路,宜暂缓办,俟边远通行,民间习见,然后斟酌形势,徐议及此,庶事有序,而患不生。”

  松溎先看,看完递给孙家鼐,等他亦看完了,方始征询意见:“如何?”

  “比上斋诸公的公折,缓和得多了。”

  “不但语气缓和,持论亦平正通达。我谨附骥尾。”

  松溎说完,提笔在后面署了名,孙家鼐亦然如此。这在翁同龢自是一大安慰,也有些得意,觉得推敲的苦心,毕竟没有白费。

  处理了自己的事,要问问旁人的态度,“上斋诸公的公折,怎么说法?”他问。

  “上斋”就是上书房的简称。在上书房行走,亦称为“师傅”,但因为教皇子而非皇帝,所以地位、恩遇,都不及皇帝的“师傅”。但上书房的人多,加以是协办大学士恩承与吏部尚书徐桐任“总师傅”,在这两位卫道之士支持之下,上书房的公折,措词就严峻得多了,语气中明攻李鸿章,暗责醇王。恩承和徐桐虽以地位与翰林悬殊,不便列名上折,却以私人身分写了信给醇王。当然,词气恭顺而论事激切,使得醇王大为不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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