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樵野自当别论。”
“中党，”钱应溥赶紧接上去说，“就开五个人的名字吧！
看上头的意思再说。”
刚毅看礼王、王文韶、廖寿恒尽皆沉默，颇有孤掌难鸣之感，事出无奈，只好点头同意：“好吧！看上头的意思，等驳下来再说。”
奏片写就，正要呈进，寝宫内发出来一道奏折。礼王未看正文，先看折尾，上面是慈禧太后的朱笔亲批：“速议奏！”急急看罢正文，礼王伸了伸舌头，大声说道：“好大胆子！
真有不要脑袋的人！”
这一声惊动了一屋子的人，刚毅问道：“谁不要脑袋？”
“还有谁？杨漪村。”
听得这话，廖寿恒首先一惊。杨漪村就是杨深秀，山西闻喜县人，光绪十五年己丑科进士，而廖寿恒是那一科会试的总裁，师生之谊，自感关切，急急问道：“杨漪村又妄言了？”
“哼！”正在看折子的刚毅冷笑，“岂止妄言而已！”
原来一士谔谔，举朝只有杨深秀一个人上疏诘问皇帝何以被废？引经据典，历数国有女主，必非社稷之福，请慈禧太后撤帘归政。
传观了这个奏折，无不摇头叹息，刚毅向裕禄说道：“你看，你要安静，偏有人要闹事！寿山，你怎么说？”
“太不智了！”
“仲山！”刚毅又问廖寿恒，“你看，贵门生该得何罪？”
廖寿恒是刑部尚书，身分尴尬，更难回护，只能这样答说：“这要公议。”
“眼前呢？是不是拿交贵部？”
这样咄咄逼人，廖寿恒感到事态严重，若无明确表示，不但于杨深秀无补，恐怕自己的前程亦会不保。看这样子，就想回护门生，亦必不能如愿，那就不如放聪明些。
于是，他毅然决然地答说：“当然。不过逮问言官，必得请旨。”
“当然要请旨！”刚毅环视问道：“诸公之意如何？”
大家都不作声，但礼王不能不说话：“请旨吧！”
“好！”刚毅喊道：“请郭老爷来！”
“郭老爷”是指郭曾炘，福州人，汉军机章京头班的“达拉密”。应召而至，照刚毅的意思，写了个奏片：“立即拿交刑部治罪。”
“杨漪村上这个折子，自己也知道会有怎么个结果？”刚毅掉了一句文：“求仁得仁，夫复何憾？”
刚毅肚子里的墨水有限，偶尔想到这八个字，自以为是隽语，十分得意。而在旁人听来，有点说风凉话的味道。谁也不搭他的腔，郭曾炘也面无笑容地，持着奏片，掉头就走。
“春榆，春榆！”刚毅将别号春榆的郭曾炘召回厅堂，眼看着同僚说道：“各位看，杨漪村会不会自裁？”
此言一出，四座愕然。可是细想一想，刚毅这一问，倒不是匪夷所思。杨深秀敢冒此天下之大不韪，当然了解到后果的严重，多半已存着必死之心，步光绪初年吴可读的前尘，来个尸谏，亦未见得不可能。
“子良这句话却非过虑。”裕禄说道：“得要想个法子保全。”
“保全”二字，刚毅觉得不中听，微微冷笑着说：“我在秋曹多年，什么样的案子都经过，此辈的用心，真正叫洞若观火。就象杨某人这折子一上，如果没事，白得个敢言的名声，自然不会死，倘或拿问，知道事情弄糟了，索性一死，至少还落个尸谏的名声。他这件案子，情节甚重，上头是一定要严究的，不能预为之计。事情明摆在那里，一定拿问，既然如此，何不先行看管？”
刚毅的想法和说法都很苛刻。只是“看管”亦为“保全”，清朝还没有杀过言官的例子，这个好歹先留下他一条命来的打算，总是不错的。因此，都同意了刚毅的办法，通知步军统领衙门，先行逮捕杨深秀。
※ ※ ※
“好兄弟，”王五脸色凝重地说，“你不能不走了！恐怕你还不知道，杨都老爷，跟张侍郎一样，也让九门提督抓走了。”
“那位杨都老爷？”
“山西人……”
“喔，杨漪村。”谭嗣同有些困惑，“怎么不抓我，抓他呢？”
“嗐！兄弟，”王五大不以为然，“莫非你有那个瘾，非坐牢才痛快？我想过了，你说怕连累老太爷，这话不错，不过，这到底不过一句话，是不是真的会连累老太爷，也很难说。万一连累着了，那时你再投案，为父赎罪，是个孝子，朝廷没有不放老太爷出来的道理。既然这样，何必自己多事？”
“话不是这么说。从来办大事，总要有人不怕死，才能感动得了别人，接踵而起……”说到这里，谭嗣同停了下来，自觉辞不达意，很难跟王五说得明白。
王五其实明白，“兄弟，”他说，“我也知道你有番大道理，不过，我实在不能眼看着你让人抓走。你不要教皇上吗？人、钱，我都有，就没有人出主意。兄弟，非你不可！”
这是有意拿大帽子套他，谭嗣同明知其意，不便说破，只这样答道：“五哥责以大义，我不敢不听。不过，今晚上总不行了，这里也不是细谈之地。这样，明天上午，我们仍旧在大酒缸见面。”
王五无奈，只得应承，作了第二天一早相会的坚约，方始告辞。
那知，次日清晨，谭嗣同刚刚起床，步军统领衙门的官兵，带同大兴、宛平两县的捕役，已经到门。同案被捕的，除了杨锐、林旭、刘光第以外，还有一个曾经保荐康有为的署理礼部侍郎徐致靖，连张荫桓与杨深秀，一共七个人，都移解刑部，在看管所暂住，每人一间屋子，不准见面，更不准私下交谈。
上谕一发，凡是新党，或者前一阵子赶时髦，上书言事，荐举新政人才，以及论改革官制、废科举、筹设文武学堂及派员游学、筹办新军及团练、兴农工商务、设银行改币制、开矿筑路、设报馆及译书局等等新政的大小官儿，人人自危。自觉必不可免而能够筹得出川资的，纷纷作出京走避之计，以致前门车站，突然比平时热闹得多了。
当然，弹冠相庆的人更多。本来一个月前，有道上谕，京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这些属于“大九卿”的衙门，都已裁并，冗员变成灾官，不下万人之多，群情惶惶，莫可终日。一看太后复掌大权，继以逮问新党，可知一切“光复”，照样又有官做。不过，有些衙门，一闻裁撤的诏令，来个卷堂大散，不但印信档案无存，连公署的门窗板壁亦都拆得光光，毛虽可附，皮已不存，也是件愁人的事。
当然，真正兴奋得睡不着觉的人，只有少数几个，其中之一就是杨崇伊。从他窥探意旨，与荣禄定计，在八月初三上了请太后训政的折子以后，成了京官中的头号要员。关闭九城、停开火车的那天，前门车站开出一列专车，只挂一个车厢，里面坐的就是杨崇伊，直放天津，与荣禄相会，承命回京，另有献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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