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想，不便直接拦阻，只好间接表示异议。
“堂翁！”他问，“若说冒充，是冒充什么？冒充内务府司官？这似乎犯不上吧？”
“谁知道他犯得上，犯不上？我们看一个内务府司官，没有什么了不起，在商人眼里，尤其是跟内务府有大买卖往来的商人，那还得了。”
“我看不象，不象是冒充内务府司官。”
“莫非真的如孙老夫子所说的，冒充皇上？那是决不会有的事。”凌兆熊又说，“退一万步而言，就算是真的皇上，我已经登门拜访，客客气气地请教过了，谁让他们真人不露相？不知者不罪，我也没有什么罪名好担的！这，当然是说笑话，决不会有的事。缙生兄，事不宜迟，明天就抓。有什么责任，我一个人挑。”
“堂翁此言差矣！祸福相共。既然堂翁主意拿定了，我遵办就是。”
于是第二天派出差役和亲兵，由郭缙生亲自率领，到得真慧寺，驱散了闲人，将杨国麟所住的那个院子，团团包围。然后，郭缙生派人去通知梁殿臣，说是请到州官衙门叙话。杨家上上下下，都很镇静，一言不发地都聚集在院子里。只梁殿臣问了一句：“是上绑呢？还是上手铐？”
护送到知州衙门，格外优待，不下监狱而软禁在后花园的空屋中。凌兆熊少不得还要问一问，为了缜密起见，特意将杨国麟带到签押房，自不必下跪，但也没有座位，是让他站着说话。
“杨国麟，你到底是什么人？”
“天下一人！”
此言一出，满屋皆惊。靠里面的门帘一掀，孙一振大踏步走了出来，自作主张地吩咐值签押房的听差：“叫人来！把他好好带回去。”
“老夫子……”
“啊！啊！”孙一振急忙使个眼色，拦住了凌兆熊。等带走杨国麟，屋子里只剩下凌兆熊与郭缙生两个人时，他方始低声说道：“东翁，不能问了！‘天下一人’什么人？不是孤家寡人的皇上吗？不论是真是假，倘或市面上有这么一句流言：凌大老爷审皇帝！东翁倒想想看，这句话吃得消不？”
“是！是！”凌兆熊惊出一身冷汗，“倘有这样一句流言，可以惹来杀身之祸。老夫子，擒虎容易纵虎难，我这件事做得鲁莽了。”
“这也不去说它了。”郭缙生也有些不安，“如今只请教老夫子，计将安出？”
“没有别的法子，只有连夜往上报。”
呈报的公事，颇难措词，因为黄州知府魁麟原来的指示是，先查报真相，再作处理。如今真相未明，先行逮捕，不符指示，得有一个说法。彼此研究下来，只有一个说法最妥当，说杨国麟、梁殿臣主仆，行踪诡秘，颇为招摇，以致蕲州流言极盛，深恐不逞之徒，借故生事，治安堪虞，所以将杨国麟等人暂行收管。最后又说：此人语言狂悖，自谓“天下一人”。知州官卑职小，不敢深问，唯有谨慎监护，静候发落。
“公事是可以过得去了。”孙一振说，“不过这不是动笔头的事，最好请东翁再辛苦一趟。”
“好！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凌兆熊无可奈何地说：
“我就再走一趟黄冈。”
※ ※ ※
“老哥，”魁麟面无表情地，“你搅了个马蜂窝，怕连我都要焦头烂额。”
“府尊这话，让兆熊无地自容。”凌兆熊答说，“不过，州里绝没有贻祸上台的意思。”
“我知道，我不是怪你，只是就事论事。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只有咱们俩一起进省，看上头怎么说法？”
于是魁麟与凌兆熊连夜动身，赶到武昌，先见藩司善联。听完报告，大为惊诧，“有这样的事？”他说，“光天化日之下，冒充皇上，不发疯了吗？”
“是！”魁麟躬身问道：“大人说是冒充，我们是不是就禀承大人的意思，拿杨国麟当冒充的办？”
“不！不！不！”善联急忙摇手，“我可没有这么说。冒充不冒充，要认明了才能下断语。”
魁麟是故意“将”他一“军”。因为彼此旗人，所知较深，善联为人圆滑，不大肯替属下担责任，魁麟深恐他觉得事情棘手，拖延不决，未免受累。这样一逼，善联就不能不有句实实在在的话交代。
“说实话，这件案子出在别省还好办，出在湖北不好办。其中的道理，我也不必细说。
如今先请两位老哥回公馆，我立刻上院，先跟于中丞去商量，看是如何说法？回头再请两位老哥过来面谈。”
“是！”魁麟试探着问：“这件事恐怕还要请示香帅吧？”
“我看，不能不告诉他。”善联又说，“香帅的‘起居无节，号令不时’是天下闻名的，如果非请示他不可，那就要看两位的运气了！也许今天晚上就有结果，也许三天五天见不着面。”
“大人，”魁麟立即要求，“这件案子，反正不是州里能够了结的！人犯迟早要解省，晚解不如早解，我看请兆熊兄马上赶回去带人来。如何？”
善联沉吟了一下答说：“这样也好！香帅的性子，大家知道的，一声要提人，马上就要，不如早早伺候为妙。不过，案涉刑名，得问问老瞿的意思。明天一早听信吧！”
等魁麟跟凌兆熊一走，善联随即更衣传轿“上院”。督抚衙门简称为“院”，湖北督抚同城，但在统辖上，藩司为巡抚的直属部下，所以善联的“上院”，自然是上巡抚衙门。
湖北巡抚本来是谭嗣同的父亲谭继洵。戊戌政变那年，改革官制，湖北巡抚一缺裁撤，谭继洵不必等他儿子身罹大辟，便已丢官。及至太后训政，一切复旧，湖北复设巡抚，谭继洵当然不会复任，朝命由安徽藩司于荫霖升任。
于荫霖是极少数生长在关外，而不隶旗籍，又做大官的汉人之一。他是吉林伯都厅人，翰林出身。那时的翰林院掌院是守旧派的领袖大学士倭仁，于荫霖相从问学，颇得赏识。不过，于荫霖倒不是启秀那样的腐儒，更不是徐桐那种神既全离，貌亦不合的假道学。从光绪八年外放湖北荆宜施道以后，久任外官，凡所施为，孜孜以为民兴利除弊，振兴文教为急务，略有康熙朝理学名臣汤斌、陆陇其的意味。
于荫霖的擢任方面，原出于张之洞的保荐。张之洞跟他在广东便共过事，相知有素，但在湖北却不大投机，因为张之洞赞成行新政。当戊戌政变之际，亏得见机得早，做了一篇文章，题名《劝学篇》，暗斥康有为的学说为“邪说暴行，横流天下”，新旧之间，虽持调停的态度，但特拈“知本”一义，以为“在海外不忘国，见异俗不忘亲，多智巧不忘圣”，这话很配慈禧太后的胃口，亦不得罪顽固守旧王公大臣，因而得在皇帝被幽、帝师被逐、朝士被斩的这场政海大波澜中，得免卷入漩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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