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国联军！”启秀大惊失色，“人数有多少？”
“两千。”
“噢！两千。”启秀的神色跟语声都缓和了，“怎么样？”
“由天津进京，听说到了杨村，因为铁路中断，不能再往北来……”
“好！”启秀又打断他的话了，“铁路该烧，不烧就一直内犯了！”
正谈紧要交涉，他老扯不相干的闲话，这那里能做大官，办大事？王章京颇为不悦，故意敛手不语。
“请你往下说啊！”
“我在等大人发议论呢！”王章京冷冷地说。
启秀知道自己错了，但不便表示歉意，只说：“请你先讲完了再说。联军不能再往北来，以后如何？”
“日本使馆得知其事，派了一个书记生，名叫杉山彬去打听消息，坐车出了永定门，为董提督的部下，把他从车子里拖了出来，不由分说，当胸一刀。”
“死了没有呢？”
“自然死了！而且乱刃交加，死得很惨。”王章京说，“小村公使来提抗议。”
“他要怎么样？”
“首先要查办凶手，其次要赔偿。”
“查办凶手，那里去查？”启秀答说，“也许是乱民，不是甘军。”
“他们调查过了，确是董提督的甘军。”
“既然调查过了，很好！请他把凶手的姓名说出来，我们可以行文甘军去要凶手。”
这是非常缺乏诚意的答复，足以激怒交涉的对手。王章京知道这些顽固不化的道学先生无可理喻，只好据实转译，虽然语气缓和了些，仍旧使得小村寿太郎大感不满。不过启秀讲是讲的一条歪理，却很有力量，小村被堵得无话可说，铁青着脸，起身就走。
启秀想不到竟是这样容易打发！错愕之余，不免得意，“办洋务别无诀窍，”他居然是老前辈的口吻，“以正气折之而已矣！”说罢，摇头晃脑地踱了进去。
“啥子玩意！”童德璋打着四川腔，大摇其头，“自己找自己的麻烦嘛！”
“童公，”王章京悄然说道，“这样子做法很不妥。我看还是跟庆王去说一说。”
童德璋想了一下答说：“告诉庆王不如告诉荣中堂。我不便去，请你辛苦一趟。你跟荣中堂说，事情到了这个地步，该和该战，早定主意，要和也要趁早，越迟越吃亏。”
※ ※ ※
荣禄正在接见聂士成派来的专差。前一天在杨村遭遇了英国军官薛穆尔所率领的八国联军，聂士成打算派兵拦截。与洋人对阵，所关不细，当然需要请示。电报打到保定，裕禄的回电只得八个字：“电悉，不得擅自行动。”很显然的，这是不准聂士成阻敌。
身为直隶提督，直隶境内有匪不能剿，有敌不能阻，要此军队何用？聂士成愤激不甘，决定退出杨村，料知跟裕禄请求无用，所以特意派专差到京，向荣禄陈述苦衷，要求调防。
“我知道你们大帅的委屈，”荣禄跟专差说，“你带我的话回去，就说我说的，无论如何要忍耐！我受的气，不比你们大帅少，日子也并不比他好过。人局总在这几天就会好转，杨村是个紧要口子，一定要守住。”
那专差很能干，一看要求被拒，不能光传达一句话，空手而回，决定代表聂士成明明白白请个示。
想停当了，便即说道：“回中堂的话，洋人现在因为铁路中断，怕辎重接济不上，暂时按兵不动，中堂交代守杨村，自然遵办。不过硬守就难免开仗，真要打起来，还得求中堂作主。”
这是要求荣禄支持。和战大计未定，他不敢贸然答应，只这样回答：“不要硬打！多设疑兵，虚张声势，先把洋人牵制住再说。”
“是！”专差又问，“团匪来骚扰呢？”
“把他们撵走就是。”
“如果团匪跟洋人打了起来，本军应该怎么办？”
这一问问得荣禄无以为答，既不能助义和团打洋人，更不能助洋人打义和团。想了好一会，含含糊糊地答说：“请你们大帅瞧着办。”
这是暗示可作壁上观，专差懂他的意思，却偏偏固执地说：“务必请中堂明示。”一面说，一面还屈单腿打了个扦。
荣禄无奈，只好这样答说：“以不卷入漩涡为上策。”
这就不能再问“倘或卷入漩涡又如何”了！专差满意地告辞。接着，荣禄接见王章京。
听他说完了小村公使为启秀所气走，以及启秀自鸣得意的经过，荣禄的脸色很凝重了。
“这些事跟庆王回了没有？”他问。
“总办章京的意思，不如直截了当来回中堂。”王章京又转述了童德璋托带的话。
“多谢他关心。大局这几天就会好转。不过，象日本公使馆书记生被杀这种事，千万不能再有。”荣禄想了一下，决定抬举来客，将可以不必跟司官说的话说了出来：“明天一早，我要见皇太后切切实实劝一劝。总理衙门派了不该管的人去管，我亦知道你们各位的处境很艰难。国势如此，只有尽力而为，请你转告同事，忍辱负重，务必设法维持。我虽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过军务洋务是分不开的，各位的劳绩我知道，等事情过去了，我一定会奏明上头，不教各位白吃辛苦。”
这番抚慰的话很有用，王章京一改初到时阴郁的脸色，兴兴头头地告辞而去。荣禄目送他的背影消失，颇有茫然不知所措之感，定定神将王章京及聂士成专差所谈的一切，细细回忆了一遍，觉得童德璋的话很有道理，要和趁早，越迟越吃亏。
和有个和法。大计虽已跟慈禧太后商量停当，做起来却不容易，因为阻力太大，非得谋定后动不可。因此，这天晚上特召亲信密谈。不谈还好，一谈令人气沮，听到的尽是坏消息。
“天津已经没有王法了！”樊增祥说，“我有个亲戚刚从天津逃回来，谈起来教人不敢相信，义和团肆无忌惮，令人发指。”
据樊增祥说：天津的义和团的架子，比亲王、郡王还大，路上遇到文官坐轿，喝令下轿，武官骑马，喝令下马，而且必得脱帽，在道旁肃立，如果不从，白刃相向。遇见穿制服的学生，指为奸细，乱刀砍死的，不知多少！
但是，天津义和团最仇视的还不是“大毛子”、“二毛子”，而是武卫军，因为吃了聂士成的亏的缘故。当然，这是张德成、曹福田的指使，他们造了一个说法，让喽啰们四处散布，说要灭洋人，非死三个人不可。一个是聂士成，一个是杨福田，一个是聂士成的得力部下，驻扎天津城府，号称“四门千总”的任裕升。因为这三个人的姓合起来是“聂杨任”，谐音为“撵洋人”，杀了这三个人，洋人就可以被撵下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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