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看一定要有此一奏。昨天晚上我想了一夜，心事如潮，反不知从何说起，你倒拟个稿子来看。”
“是！”于式枚说：“请中堂列示要点。”
李鸿章想了一下说：“前一阵子我听人说，军机上还有类似刚子良之流所发的论调。真正是国家的气数！中国元气大伤，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
“这一层意思，只有摆在最后说。”于式枚问：“前面呢？”
“自然是谈和议之难，非局外人所能想象。”
于式枚点点头又问：“请从速回銮的话，要不要提？”
“不必提了！既有明谕，不必饶舌。”
于式枚很快地拟好奏稿。李鸿章看上面写的是：“查臣等上年奉命议和，始而各使竟将开议照会驳回，几莫测其用意之所在。嗣于十一月初一日，始据送到和议总纲十二款，不容改易一字。臣等虽经办送说帖，于各款应商之处，详细开说，而各使置若罔闻。且时以派兵西行，多方恫吓。臣等相机因应，笔秃唇焦，所有一切办理情形，均随时电陈折奏。”
看完这一大段，李鸿章停了下来，沉吟着说：“‘笔秃唇焦’之下，应该有两句话，表示苦衷。”
“是力不从心之意？”于式枚问。
“不止于此！”李鸿章提起笔来，在“笔秃唇焦”下面，添上一小段：“卒以时局艰难，鲜能补救，抚衷循省，负疚良深。”
中间是叙议定以后，枝节丛生，种种委屈。最后，于式枚将李鸿章的话叙了进去：“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卒，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和议已成，大局少定，仍望我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譬诸多病之人，善自医调，犹可或复元气，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矣！悽悽之愚，伏祈圣明垂察。”
“没有能说得透彻。可也没有法子了！”李鸿章说：“拜发吧！”
“中堂，”于式枚问：“是不是要请庆王先过一过目？”
“为什么？”李鸿章忽然又发脾气了，“他事事掣肘，专听日本小鬼的话，不必理他！”
这顿脾气，发得于式枚心里很难过。李鸿章的“中堂脾气”是出了名的，于式枚相从多年，司空见惯，而况又非对他而发，更无须介意。他难过的是，李鸿章的“中堂脾气”，向不乱发，甚至以发脾气作为一种亲昵的表示。北洋与淮军中很有人知道他的脾气，他喜欢用一句合肥土话骂人：“好好搞你娘的！”若有人得他此一骂，升官发财就大有望了！
然而，如今不同了！李鸿章郁怒在心，肝火特旺，常常忍不住大发一顿脾气，八旬老翁，何堪常此喜怒无常？于式枚感到难过的是，怕李鸿章的大限不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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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之五：胭脂井
八九
电报到达西安，军机处连鹿传霖自己在内，都知道“若再好勇斗狠，必有性命之忧”这句话，是对他而发的。其实，鹿传霖自己又何尝不知道，既无可战之兵，亦无可战之饷，连纸上谈兵的资格都不够。不过，慷慨激昂，究不失为沽名钓誉最方便的法子。如今官到户部尚书军机大臣，只要循分供职，善自养生，再有三五年，何愁不能“大拜”？这样一想，自然心平气和，觉得就算发一套慷慨激昂的议论，亦无味得很。
而况眼前便有一大难关，第一年的赔款连摊付利息二千二百万两，在西历明年正月初一，亦即华历十一月二十二，即须付足，为期不过三个月，如何筹措这笔巨款？大是难事。
经过多次会商，就开源节流两大端去用工夫，首先想到的是虎神营、骁骑营、护军营，当初为了整军经武打洋人，在载漪力争之下，自光绪二十五年起。加补津贴，年需一百四十余万两银子。如今吃了败仗，偃武修文，准备“变通政治”，这笔津贴，当然可裁。
此外，神机营、步军营添练兵丁的口分，以及满汉官员、八旗兵丁额外加发的“米折”，凡是戊戌政变以后，打算跟洋人周旋到底，为了激励士气而额外增拨的津贴及“恩饷”，一律裁减。每年可省出来三百万两银子。
其次是南洋、海防、江防、各省水陆练勇以及旧制绿营的各项费用“率多事涉虚糜”，而且经此大败，足见“难期实济”，一律酌加裁减。不过所省减费用的确数无法计算，估计至多亦不过三百万两。节流所得，至多不过每年赔款的七分之二，其余大数，要靠开源。
难题来了！不管广东新开办的房捐、盐斤加征、“土药”、茶、糖、烟、酒从重加税，怎么样算也算不出一千几百万银子的额外款项来！
为此曾屡屡集议，但闻一片嗟叹之声，细帐越算越心烦，最后只有出之于摊派一途，按省分大小、财力多寡，负担最重的，自然是江苏，派到二百五十万两；其次是四川，二百二十万两；再次是广东，二百万两，以下浙江、江西各一百四十万两；然后湖北、安徽等省。以次递减，最贫瘠的贵州，亦派到二十万两。上谕中特别说明，开源节流各条办法，“有与该省未能相宜及窒碍难行之处，各该督抚均有理财之责，自可因时制宜，量为变通，并准就地设法，另行筹措”，暗示只要凑足数目，什么法子都可以用。但必须“如期汇解，不得短少迟延，致有贻误。”而紧接着又有句话：“倘期限已届，而短少尚多，即惟各督抚是问。”换句话说，是有个折扣在里头。倘或各省摊派，照额收足，而有必须开支的用途，亦可截留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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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过月饼，从行宫到京官的寄寓，都在捆扎行李，准备回京，只见满街的车马伕子。偏偏西安官场又来个全班更动，因为陕西巡抚升允奉旨特派为前路粮台，由藩司李绍芬护理巡抚印信，由荣禄幕府中外放的臬司樊增祥署理藩司，于是粮道署臬司，西安府升署粮道，另外再派人署西安府，交卸上任，道喜谋差，忙上忙下，大概从唐朝以来，一千多年之中，这个关中名城就从没有这么热闹过。
启銮期近，乘舆出东门还是南门，发生了争议。照路程来说，应该出东门，但有人以为大驾必自北而南，朝廷体制攸关，而且“南方旺气，向明而治”，所以必出南门。这一来多费周折，光是出城这一段路程要加出两倍，而辇道加铺黄土，亦颇费事，所以议论不定，最后是请慈禧太后裁决。不用说，体制犹在其次，取旺气，讨吉利最要紧，面谕军机大臣：
“出南门，绕赴东关，在八仙庵拈香打尖后再走。”
最先走的是二班军机章京，前一天启程，赶到阌乡，准备接替头班军机章京办事。第二天八月二十四，天色未明，军机、御前、六部、九卿及西安全城文武，均已齐集行宫伺候，当行李登车时，两宫循例召见了军机大臣，方始升舆。辰初三刻，前导马队先行，接着是太监，然后是领侍卫内大臣开路，静鞭之响，黄轿出宫，头一乘是皇帝，第二乘是慈禧太后，第三乘是皇后，第四乘是瑾妃，都挂起了轿帘，不禁臣民遥瞻，惟有第五乘黄轿的轿帘是放下的，内中坐的是大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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