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一个庸才，能到两江去当总督，袁世凯可以断定，决不会是因他勤于看操。果然问起京中人来，道出一段内幕。
湘军出身的大员中，有个衡山人叫王之春。他本来是彭玉麟的“文巡捕”，职司传达，生得仪表堂堂，是颇为厚重有福泽的样子，彭玉麟便调他到营伍里来，积功升到道员。光绪十年中法之战，起用宿将，彭玉麟专广东的军务，用王之春当营伍处，底缺是广东督粮道。
以后升湖北藩司，又调四川，看看要爬到巡抚，是很吃力的了。
王之春花样很多，知道著书立说，也是猎官的一条捷径，曾请一个广西人潘乃光，将从恭亲王创建总理衙门以来，与各国交往的情形，按年条举，编次成书，命名为《通商始末记》，因而博得了一个“熟谙洋务”的名声，居然在光绪二十一年，奉派为吊唁俄皇亚历山大的特使。俄国以“头等钦差”的礼节相待，并有“腑肺语”，因而颇得帝师翁同稣的重视。
及至俄国新君加冕，打算仍派王之春为庆贺专使时，俄国却又嫌他职位不称，因而改派了李鸿章。而王之春则在戊戌政变后，走了荣禄的路子，终于得遂封疆之愿，当了巡抚，先放安徽，后在广西。始终恃荣禄为靠山，每月都有书信致候，自然还有伴函的重礼。
魏光焘即是由于王之春的关系，搭上了荣禄的这条线，另外又备了两万银子的门包。这样，他的希望调任两江的意愿，才能传达给荣禄。
于是谈到江都的人选，荣禄提出两点意见：两江自曾国藩以来，以用湘军宿将为宜，而且张之洞太会花钱，岂可以两江膏腴之地供他挥霍？后面这个说法，最能打动慈禧太后的心，因而魏光焘的新命，很快的就下达了。
袁世凯心想，如果说南洋是湘军的地盘，则北洋就是淮军的禁脔。魏光焘碌碌庸才，比张之洞好对付得多，自己的处境较之李鸿章当年先有沈葆祯，后有刘坤一的分庭抗礼，犹胜一筹。只要能压住盛宣怀，不让他爬上来，便可如李鸿章在北洋之日，将许多可生大利的事业抓在手里，有一番大大的展布。
这当然要靠荣禄，他的日子不多了，袁世凯默默在筹思，自己还不够资格取而代之，但可扶助够资格的人接他的位子，从中操纵，那就等于取荣禄而代之了。
当然，眼前必须格外巴结荣禄。转到这个念头，想起荣禄嫁女的贺礼，纵不能如魏光焘那样，一送二十万两银子，至少也要让荣禄高兴才是。
“让荣中堂高兴，不如让荣小姐高兴。”袁世凯的表兄，为他掌管私财的张镇芳献议：
“所以贺礼之中，应多备珍贵新巧的首饰。”
袁世凯非常赞赏这个看法。因为荣禄只有一子一女，一子在回銮途中病殁，只剩下一个女儿亲骨血，钟爱异常。只要这位小姐说一声“袁某人送的东西真好”，荣禄也就很高兴了。
“礼要两份。”袁世凯又问：“送乾宅的呢？”
“那是有照例的规矩的，只能递如意。”
原来乾宅是王府。汉大臣与亲贵通庆吊，照旗人的规矩，喜庆只能递如意以申敬意，但袁世凯觉得太菲薄了，决定以北洋公所的名义，送两万银子的贺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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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汉不通婚的禁令，已奉明诏解除，但选八旗秀女的制度，依旧保存。旗人合于备选资格的及笄之女，在未经过挑选之前，不准擅自择配。因此，多少豪门大族想跟荣禄结成亲家，却开不得口，即以荣禄这个艳光照人、小名福妞的爱女，虽早就向户部报过名，已至待选之年，而三年一举的选秀女之制，由于国遭大难，尚未恢复，福妞的终身大事，做父母的一时亦就作不得主了。
但是，有个人可以作主，慈禧太后。太后或皇帝可以指定某一亲贵宗室，娶某个人的女儿，名为“指婚”，或称“拴婚”。慈禧太后决定将福妞“指婚”给醇亲王载沣。
拴成这桩婚姻，是慈禧太后回銮以后，所做的最得意的一件事。谁都看得出来，让福妞能成为王府的嫡福晋，是慈禧太后的酬庸与笼络，但是，她自己心里明白，另外还有一层远比笼络荣禄来得更要紧的作用在内。她确信唯有这样做，才可以彻底消除后顾之忧。
当议和之时，慈禧太后刻刻不能去怀的一件心事是，各国会干预中国的内政，逼她归政。庆王奕劻与李鸿章所定的《辛丑和约》，几乎完全接受了各国的要求，似乎任何人都能办这样的交涉，可是在条约之外，有一项不见于文字的交涉，他们做到了，那就是不提结束训政之事。李鸿章的恤典特厚，奕劻的大见宠信，都由于有这么一场功劳。
但在订约到撤兵的那段辰光中，慈禧太后发现隐患存在，各国对皇帝依然存看好感，这倒还是意料中事，无足深忧。到后来发觉各国对皇帝的胞弟亦有好感，而且隐隐然有支持之意，这就不但意料不到，而且也不能不加防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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醇贤王奕譞的嫡福晋，也就是慈禧太后的胞妹，生过四男一女，只留下一个老二，就是当今的皇帝。
皇帝共有三个异母弟弟，排行第五、第六、第七，都是醇贤亲王侧福晋刘佳氏所出。老五名叫载沣，生在光绪九年，八岁袭爵，都叫他“小醇王”。义和团入京，德国因为公使克林德被杀，算是受害最重，所以由瓦德西当联军统帅，瓦德西到京不久，就提出要求，应该派亲王为专使，到柏林向德皇谢罪，而且指名要求，以十八岁的小醇王载沣，充任专使。
于是光绪二十七年四月，明颁上谕：“醇亲王载沣着授为头等专使大臣，前赴大德国，敬谨将命。”又派上书房师傅，为载沣授读的前内阁侍读学士张翼，以及德国话说得跟柏林的土著一样的副都统荫昌为参赞，携带国书礼物，在五月底由上海坐德国船放洋。
到了柏林，载沣打回来一个电报，说德国外交部致送照会，要求专使以跪拜礼觐见德皇。军机上奏，慈禧太后大惊失色，原来客使跪觐，以前一直是大清朝与列国交往的一大争端。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所遣通商专使伯爵马戛尔尼，双膝着地见高宗，洋人引为奇耻大辱，而中土则以为“一到殿廷齐膝地，天威能使万心降”，是件最得意之事。从此以后，嘉、道、咸三帝，都因为洋人不肯行拜跪礼，拒见外使。直到同治年间，迫于情势，才作了让步，由总理衙门与各国公使，多次磋商，用五鞠躬礼觐见穆宗于西苑紫光阁，在各国已认为格外尊礼，而朝廷还觉得过于委屈。如今以洋人所绝不愿行的“野蛮”礼节，强加之于中国皇帝的胞弟，明明是故意折辱，倘不力争，何以见祖宗于地下，更有何面目再见臣下。
为此，函电交驰，极力磋商，结果总算免行跪礼。但觐见的情形，却又大出慈禧太后意外。德皇不独以隆重的礼节，接待载沣，而且降尊纡贵，亲到行馆答访，情意殷殷地谈了许久。又邀载沣至但泽阅兵，参观曾来华游历，觐见过皇帝的亨利亲王所统帅的海军，甚至还作了德国皇后茶会的主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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