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用第二个办法，摊派！”
奕劻想了一会，点点头说：“这个办法可以，反正朝廷要这么多钱，缺分的好坏，也是大家都知道的，公平照派，谁也没话说。这件事，你跟瞿子玖去谈一谈。”
瞿鸿玑颇不以为然。他认为整顿财政，重在创行制度。而凡是制度初创，必然速效难期，行之既久，成效渐彰，才是一劳永逸之计。不然，何以谓之整顿？那桐听他这么振振有词地说出道理来，无以相难，只得把摊派的办法搁下下来。
一搁搁到秋天，袁世凯着急了，因为简练新兵的计划，自袁世凯的得力部下段祺瑞、冯国璋从日本参观大操回来，加紧拟定，业已粲然大备，决定在京师设立练兵处，由奕劻以管理大臣挂名，而袁世凯以会办大臣负其全责。以下有帮办大臣，提调襄助，下设军政、军学、军令三司，司下设科，科设监督。第一期练两镇兵，左镇保定，右镇小站，每镇一万两千人。另挑满洲、蒙古、汉军二十四旗的闲散兵员六千人，编练一支“京旗军”。至于各省则设督练公所，以督抚为督办，下设兵备、教练、参谋三处，练兵多寡，量力而为。
各省练兵，袁世凯可以不管，左右两镇新兵，则已委出旧部，着手在招募了。有兵无饷，哗然生变，是件非同小可的事。所以袁世凯特派直隶藩司杨士骧进京公干，其实是专为去见奕劻，催询筹饷的切实办法。
就在这时候，外务部与户部的堂官有了变动。王文韶以大学士管理户部，开去外务部会办大臣的差使，调那桐为外务部会办大臣兼尚书。达因为外务部四司，其中“榷算司”管理关税及华洋借款，以及出使经费等等，无论开源节流，都与筹饷有重要关系。另一位会办大臣兼尚书就是瞿鸿玑，每天在军机处，不常到部，所以那桐调外务部，是为了“当家”去的。
而那桐人在外务部，却仍能管到户部的事，这也是奕劻与那桐想出来的办法，在户部特设“财政处”，命“外务部尚书那桐，会同庆亲王奕劻、瞿鸿玑办理户部财政处事务”。这一来管理户部的大学士王支韶，满汉两尚书荣庆、鹿传霖的权力，便被大大地侵削了。
这继那桐遗缺的荣庆，是蒙古正黄旗人，翰林出身，十来年工夫，爬到了内阁学士，翰林开坊，熬到这个职位，就快要出头了，内转当侍郎，外放做巡抚，入于庶境。但补缺有一定班次，蒙古学士却不易迁转。所以等了三年，内转为“大九卿”末座的鸿胪寺正卿，再转通政副使，外放山东学政，内调大理寺正卿，兜了一个大圈子，才做到仓场侍郎，还是署理。
仓场侍郎驻通州，专管天瘐正供的京仓，是个肥缺。荣庆的操守不坏，而且颇能除弊兴利，因此，以和议成后会办善后事宜，及充任政务处提调的劳绩，调升为刑部尚书兼充管理大臣。
兴学育才为新政要目之一，而举国普设新式学堂，筹措经费，犹在其次，第一大事是订学制。张百熙自受命为管学大臣以后，倾全力于此，每采西法，多所更张，而守旧派不仅大为不满，竟是大起恐慌。其中又夹杂着旗汉之争，以致新式学制备受攻击。荣庆得以脱颖而出，为了他是旗人，又是进士，而赋性保守，正好用来抵制张百熙。
结果可想而知，必是彼此掣肘，一事无成。正好张之洞奉召入觐，他作过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名为《劝学篇》，本意是戊戌政变之时，为了自辩其非新党，写这篇文章表明“中学为体”，不悖历来圣贤的遗训。而结果却是获致了不虞之誉，都道新式学堂以两湖为最盛，全是张之洞的功劳，如今拟订学制，自非借重此人不可。
因此，张之洞入觐之后，一直未回原省，奉旨“会商学务”，而实际上是由他一手主持。
张之洞有种很特别的脾气，“凡所建设，必开风气之先，而凡所主张，必与时尚稍殊，若有良友之诤谏，舆论之挽达，则持之益坚。”所以正当举国竞谈时务之际，他对学制的拟订，却偏于保守，与张百熙不协，而与荣庆恰为同道。
这就意味着张百熙落了下风，荣庆是成功了。为了酬庸起见，调任荣庆为刑部尚书，再转户部，顶了那桐的缺。但他这个户部堂官，只管例行公事，凡有更张，是奕劻、瞿鸿玑、那桐行使会办户部财政处的职掌，径自议定上奏，并无荣庆置喙的余地。
因为如此，杨士骧进京，催问饷源，不找荣庆，只找那桐几经磋商，有了差强人意的结果。
“摊派是必不可免的了！”那桐断然决然地说：“不管瞿子玖怎么说，都不必理他。只要自信得过就行。”
于是，定了两项摊派的办法，奏请核定，颁发上谕。
一道是摊派烟酒税，“说是百废之兴，端资经费，现值帑藏大绌，理财筹款，尤为救时急务。前经户部通行各省，整顿烟酒税，以济需要，乃报解之无多，实由稽征之不力。据直隶总督袁世凯奏，直隶抽收烟酒两税，计岁入银八十余万两。以直隶凋蔽之区，犹能集此巨款，足见该督公忠体国，实心任事，殊堪嘉尚。即着抄录直隶现办章程咨送各省，责成该将军督抚一体仿行，并量其省分之繁简，派定税款之多寡，直隶一省，即照现收之数，每年仍派八十万两；奉天省每年应派八十万两；江苏、广东、四川各省，每年应派五十万两；山西省每年应派四十万两；江西、山东、湖北、浙江、福建各省，每年应派三十万两；河南、安徽、湖南、广西、云南各省，每年应派十万两；甘肃、新疆各省，每年应派六万两；通计以上二十一行省，每年派定税额共六百四十万两。”
再有一道上谕，是整顿浮收及契税，照例亦有一番冠冕堂皇的话开头：“现在国步艰虞，百废待举，而库储一空如洗，无米何能为炊？如不设法经营，大局日危，上下交困，后患何堪设想？查近年来银价低落，各省不甚悬殊，其向以制钱折征丁漕，各省县浮收甚多，而应征之房田税契，报解者什不及一。各州县身拥厚资，坐视国家独受其难，稍具天良，当必有惄然不安者，在各督抚每以保全优缺优差为调剂地步，不肯实力清厘，而不知国势阽危，大小臣工，岂能常享安乐？该督抚等受恩深重，又何忍因见好属吏，至负朝廷？着自光绪三十年始，责成各督抚，将该属优缺优差浮收款目，彻底确查，酌量归公，并将房田税契，切实整顿，岁增之款，各按省分派定额数，源源报解。除新疆、甘肃、贵州及东三省，地方瘠苦免其筹解外，江苏、广东两省，每年应各派三十五万两；直隶、四川两省，每年各派三十万两；山东每年二十五万两；河南、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各省，每年各二十万两；安徽省每年十五万两；山西、陕西、云南、广西、福建各省，每年各十万两，以上计十六省，通共每年派定三百二十万两。”
两项共九百六十万两银子，即使不能收足，每年至少亦有七八百万，以初步练兵的额数，及修理西苑的公费来说，勉可够用。反正有了款，就可以寅吃卯粮，袁世凯放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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