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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高阳【6部完结】(845)

  “上头也知道,岑三不愿意到云贵。如果只催他假满赴任,除非严旨,这在上头是不肯的。我在想,能不能另外找一处地方给他?”

  袁世凯点点头,“我也这么想。”他说:“这件事,一回京就要办,拖久了于你很不利。”

  这是很坦率的说法,一拖拖到东三省改制,岑春煊出任东三省总督的机会,比徐世昌大得多,此即所谓“不利”。不过,事实是无法拖得那么久的。

  “他已经续假两次,为时三月了。”徐世昌说:“疆臣请假,从来没有这么久的,而况他在上海,酬酢几无虚日,亦不象就医养病的样子,所以,”徐世昌加重了语气说:“只要找到了地方,不怕他不赴任。”

  “我倒想到了一个地方,你回京跟大老去商量,要找机会,最好急如星火,要他赶到任上,那就连请训都不必了!”

  “好!”徐世昌心领神会地,“一定不让他进京请训。”

  ※ ※ ※

  正月初三,诸王贝勒、近支亲贵,进宫贺年。正式朝贺以外的家人之礼,向例只有宣宗一支的皇室才得参与,近年来规矩宽了,奕劻父子以及支派更远的肃王善耆,亦得随班行礼,躬与慈禧太后所赐的茶果之宴。

  “今年跟往年不同了。”在闲叙家常时奕劻从从容容地说:“仰赖皇太后、皇上的鸿福,大局已定,国家转弱为强,指顾间事。奴才在想,皇太后操劳多年,今年万寿,实在应该好好热闹一下。”

  此言一出,醇王载沣首先附和:“应该,应该!”

  其他人虽未应声,却都望着坐在慈禧太后身边的皇帝,他略有些局促地转脸说道:“庆亲王、醇亲王所奏甚是。儿子请懿旨,可否颁发上谕,筹备庆典?”

  “没有这个道理吧!”慈禧太后说:“又不是整生日,而且时候也还早。”

  这表示不反对“热闹一下”,只是不颁发上谕。奕劻仰体意旨,立即接口:“奴才几个先去商量筹备,到时候再请旨明发上谕。”

  “好,好!”皇帝不能不表现得很热心的样子,“你们去筹备,该怎么办,随时请懿旨。”

  “实在可以不必。”慈禧太后说:“物力维艰,何必糜费?”

  “天子以四海颐养圣母,皇太后以民生在念,力戒糜费,臣下自当谨遵懿旨。”奕劻紧接着说:“普天之下,无不仰赖皇太后的庇佑,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请皇太后、皇上把这件大事交给奴才去办,奴才总在一不动库款,二不累地方这两个宗旨之下,体体面面地给皇太后上寿。”

  “能这样,我又何乐不为?”慈禧太后笑着回答,却又转脸问说:“皇帝看呢?”

  习于缄默的皇帝,自我练成一套善于听话的本事,知道奕劻这番冠冕堂皇的说词中,顶要紧的一句话是:“大小臣工,都巴不得有报效的机会。”库款不动,地方不累,但责成大小官员报效,即是间接动库款、累地方,而且报效就得议奖,很可能由此又大开捐纳幸进之门。而且很想找句话点醒奕劻,莫借此因由,聚敛自肥,只是碍着慈禧太后,颇难措词。就在这沉吟之际,自己剥夺了可以说一句话的机会。

  “只要不动库款,不累地方,皇帝自然也没有什么不愿意的。不过,”慈禧太后又宕开一笔,“你们看情形吧!总之,千万不要勉强。”

  ※ ※ ※

  从这天起,内廷行走的,特别是内务府的人,有了一个很兴奋的话题:谈今年慈禧太后的万寿。普遍的论调是,从甲午慈禧太后六十整寿至今,熬了十三年的工夫,才能有今天这种比较顺遂的日子。东三省收回了,各国都和好了,立宪有基础了,新政在次第举办了,都亏得有慈禧太后在操持,才有这一片兴旺气象。崇功报德,为慈禧太后略略弥补甲午、甲辰这六十、七十两次整寿未能大举庆祝所受的委屈,谁曰不宜?

  这个论调是奕劻跟内务总管大臣世续商量了以后所散布的。

  至于报效,当然亦是奕劻一马当先,透过荣寿公主,进献了二十万两银子,这只是备慈禧太后“赏人之用”,意思是庆典所需,还有更多的报效在后。

  这当然会使得慈禧太后想到,应该有所奖励,而现成有个题目在,奕劻这年整七十。他五十岁时,就曾赐寿,如今七十,更当颁此恩典。

  赐寿的光宠,不过是个虚面子,宠信不衰,由此得一明证,才是奕劻最看重的事。于是趁谢恩单独“叫起”的机会,提到岑春煊,他说:“云贵的缺分是苦一点,岑春煊似乎委屈。不过总督责任甚重,岑春煊托病久不到任,也很不妥。而且,奴才听说他在上海,常有新党借探病为名,在他身上下工夫,岑春煊蒙皇太后特达之知,奴才可保其决无异心,但如果言路上有闲话,上个折子对岑春煊有所指责,那时皇太后就为难了。所以,要保全他,就得催他快离是非之地。这是奴才的愚见,总要皇太后吩咐了,奴才才好筹划。”

  听说有新党与岑春煊接近,慈禧太后大为不安,不假思索地说:“你说得不错,要让他快离是非之地!不过,他不肯到云贵,可又怎么办呢?”

  “西南是紧要地方,云贵总督必得会带兵才好。”奕劻沉吟了一下说:“莫如拿锡良调云贵,调岑春煊接锡的手。岑春煊以前在四川很有威望,旧地重游,驾轻就熟,于公于私都有好处。”

  “嗯,嗯!”慈禧太后深深点头,“四川的缺分,可是比云贵好得多了,岑春煊应该知道朝廷调剂他的苦心。”

  “是!”奕劻答说:“皇太后保全岑春煊的苦心,凡臣下稍有良心者,无不感激。想来岑春煊奉到明旨,一定会克日赴任,西南半壁,有他跟锡良在,不必上烦圣虑了。”

  ※ ※ ※

  正月十九发布的上谕,调岑春煊为四川总督,锡良为云贵总督,并特别指示:“毋庸来京请训。”

  奕劻的这一着虽狠,但附加的这一句,形同蛇足,是大大的败笔。因为这明明是怕岑春煊进京告御状,不但色厉内荏的底蕴暴露无遗,而且也提醒了岑春煊,该如何应付。

  发了谢恩的电奏,岑春煊随即约见一个新交而常有来往的朋友。此人叫汪康年,字穰卿,浙江杭州人,光绪二十年的三甲进士,是翁同龢的门生。时当甲午战后,变法图强的论调高唱入云,汪康年倒是有心人,并不以讲维新为猎官的捷径,反而绝意进取,在上海办了一张旬刊,名为《时务报》,聘“笔锋常带感情”的梁启超为主笔,作为维新派的言论机关。

  及至戊戌变法之初,奉旨将《时务报》改为官办,由康有为督办,其时汪康年已别创《时务日报》,为了避免与官报的名称雷同,改名《中外日报》,记载中外大事,评论时政得失,同时改良印刷。无论表里,都胜于创始在前的《申报》与《新闻报》,而汪康年亦就成了达官显宦既敬且畏的一位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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