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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全传_高阳【6部完结】(853)

  “我再去一趟。”

  “你输了多少了?”

  “我输……”润昌猛然会意,不能说实话,“没有输,没有输。就一百两银子,玩了好半天。”

  “没有输就算了。辛辛苦苦来一趟,何苦?”

  润昌不便再坚持,狠一狠心,斩断了想赌的念头,将银票仍旧塞回箱子里。

  到得就寝时,关起房门,细细点数,说来正巧,剩下的不多不少,恰恰三千两正。

  “命也!运也!”润昌反倒睡得着了。

  ※ ※ ※

  传询杨翠喜等人的第二天,醇王与孙家鼐便即会衔复奏,一切都如在天津的安排。慈禧太后看完折子,连同载振自请开缺的奏折,一起发交军机。

  奕劻看完,自感欣慰,心里在思量,大事化小,小事化无,载振可望保住原职了。那知瞿鸿玑有不同意见,认为言官固可闻风言事,但不能摭拾浮言浪语,污蔑亲贵,此风不可再长!

  奕劻当然不便为赵启霖说话,只好请旨办理。慈禧太后却深知其中的妙用,乘机要裁抑奕劻的势力,便即说道:“赵启霖除非不处分,要处分就该革职。”

  奕劻不作声,瞿鸿玑答一声:“是!”

  “先拟旨来看。”

  于是将原折及慈禧太后的意思,告诉了“达拉密”,引叙原文,拟成一道上谕:

  “前据御史赵启霖奏参新设疆臣夤缘亲贵一折,当经派令醇亲王载沣、大学士孙家鼐确查具奏。兹据奏称,派员前往天津详细访查。现据查明杨翠喜实为王益孙即王锡瑛买作使女,现在家服役。王竹林即王贤宾,充商务局总办,与段芝贵并无往来,实无措款十万金之事,调查帐簿,亦无此款,均各取具亲供甘结等语。该御使于亲贵重臣名节所关,并不详加查访,辄以毫无根据之词率行入奏,任意污蔑,实属咎有应得。赵启霖,着即行革职,以示惩儆。朝廷赏罪黜陟,一秉大公,现当时事多艰,方冀博采群言,以通壅蔽,凡有言责诸臣,于用人行政之得失,国防民生之利病,皆当剀切直陈,但不得摭拾浮词,淆乱观听,致启结党倾陷之渐,嗣后如有挟私参劾,肆意诬罔者,一经查出,定予从重惩办。”

  旨稿送到奕劻手里,颇有局促之感。他这个亲王与众不同,别人是袭祖父的余荫,安享尊荣,他是打过滚来的,由疏支的辅国将军、晋贝子、贝勒,而爬到郡王,再进而亲王,什么炎凉世态,险巇人情没有经过?因此,他的长处就在有自知之明,舆论对他们父子的批评,完全明了。上谕煌煌,固然可以遮外省的耳目,但辇毂之下,防民之口,有如防川,必有人为赵启霖大大地不平,而况有岑春煊在,岂能默尔而息?

  看来难安于位了。

  这样一想,决定不顾嫌疑,毅然说道:“子玖,措词太严厉一点,我看要改。”

  瞿鸿玑故意报以苦笑:“我何尝不想改,赵某是我的门生岂有不想回护他之理。无奈面奉懿旨,拿他革职,王爷。”他问:“措词若非如此严厉,这个职怎么革得下来了?”

  “其实革职也重了一点,申饬或者至多让他回原衙门行走,也就是了。”

  “嗐!”瞿鸿玑大不以为然地:“王爷怎么在承旨的时候不说?”

  奕劻语塞,只好将旨稿送了上去。不久,第二次叫起,慈禧太后将载振的奏折发了下来,垂询处置的意见。

  这个奏折是杨士琦手笔,瞿鸿玑事先已经听说,立言有法,是个必蒙嘉慰的奏疏,所以看得很仔细,是一字一句的默念。

  “奴才派出天潢,夙叨门荫,诵诗不达,乃专对而使四方,恩宠有加,遂破格而跻九列。方滋履薄临深之惧,本无资劳才望可言,卒因更事之无多,以致人言之交集。虽水落石出,圣明无不烛之私,而地厚天高,局蹐有难安之隐。所虑因循恋栈,贻衰亲后顾之忧,岂为庸钝无能,负两圣知人之哲。思维再四,辗转徬徨,不可为臣,不可为子。唯有仰恳天恩,准予开去御前大臣、农工商部尚书要缺,以及各项差使。愿此后闭门思过,得长享光天化日之优容,倘他时晚盖前愆,或尚有坠露轻尘之报称。”

  果然写得好!瞿鸿玑暗暗赞许,但却不便表示意见,只说:“亲贵大臣的进退出处,向来非臣下所敢妄议,请皇太后、皇上裁夺。”

  “这个折子写得很恳切。”慈禧太后问道:“奕劻,你的意思怎么样?”

  奕劻唯有免冠碰头,用惶恐的声音答说:“奴才的儿子不肖,负皇太后、皇上的栽培,其罪该死。这个折子,亦是出于悔过的愚诚,请皇太后、皇上俯准所请,奴才亦同感成全的恩德。”

  “既然这么说,我可不能不准奏了。”慈禧太后又说:“载振人很聪明,好好多念两年书,将来不怕没有重用的时候,写旨来看吧!”

  于是,军机用“朕钦奉慈禧端佑康颐昭豫庄诚寿恭钦献崇熙皇太后懿旨”的格式,写下一道上谕:

  “载振奏沥陈下悃恳请开去各项差缺一折,载振自在内廷当差以来,素称谨慎。朝廷以其才识稳练,特简商部尚书,并补授御前大臣;兹据奏陈请开去差缺,情词恳挚,出于至诚。并据庆亲王奕劻面奏,再三吁恳,具见谦恭抑畏之忱,不得不勉如所请。载振着准其开去御前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农工商部尚书等缺及一切差使,以示曲体。现在时事多艰,载振年富力强,正当力图报效,仍应随时留心政治,以资驱策,有厚望焉!”

  这两道上谕,连同载振的原奏,经由宫门抄与新闻纸传布京内京外,顿时成为茶坊酒肆无人不谈的话题,谈奕劻父子,谈杨翠喜,谈段芝贵,也谈赵启霖。

  但在朝贵的书房中,所谈的却是岑春煊与瞿鸿玑,而瞿鸿玑又比岑春煊更可谈。大家所不解的是,奕劻本无意报复,而瞿鸿玑又立足以救门生,何以竟忍心让门生落得这么一个结果?且不说师弟之情,不同泛泛,只就利害来说,瞿鸿玑走的是李鸿藻、翁同龢的路子,以收物望为固位的基础,倘或能照应门下弟子而吝予一援手,试问还有什么人愿意捧这位老师?

  唯一的解释是:一条苦肉计。非此不足以逼迫载振去位。拿一个监察御史交换一个尚书,在瞿鸿玑是很合算的买卖。而况赵启霖之复起,并不是很难的事,倘或瞿鸿玑能逐去奕劻,独掌军机大权,起复一名五、六品的官儿,根本就不在话下。

  了解到这一层,奕劻有如芒刺在背,但其他旗下人员,则视岑春煊如蛇蝎,尤其是内务府,从堂官到司员,无不战战兢兢,深怕一不小心,落个把柄在他手里,那就糟不可言了。

  为此,杨士琦为奕劻划策,内而求援李莲英,外而策动袁世凯,齐心合力,扳倒瞿、岑。奕劻当然接纳,而且就委托杨士琦到天津跟袁世凯去面谈。

  头一天去,第二天就回京了。杨士琦在天津勾留的时间虽短,成就却不小,“王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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