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军机大臣奏明，采取了一个很有力的措施，睿、庄两王所领的各项差使，如都统、前扈大臣、内廷行走等等，尽皆开去，陆宝忠与陈名侃则暂时开缺，一律派员署理，“如能迅速戒断，仍准照旧复职。”否则，两亲王革爵，两大臣革职，决不宽贷。
有此严旨，陆、陈二人自然奉命唯谨。陈名侃的烟戒得还算顺利，陆宝忠却痛苦万状。
其实戒烟的方子无其数，陆宝忠一一觅来服用，总无效验，最后是用涕泗横流，强忍不顾的“熬瘾”之法，方始戒断，而元气却大丧了。
到得光绪三十四年正月，上奏陈明，戒烟净尽，仍准回任供职。但疾病缠绵，拖到四月底不能不自己奏请开缺，过了不几天，一命呜呼。慈禧太后倒是恻然不忍，特命优恤，谥法也不坏，第一字照例用“文”，第二字是个“慎”字。
接任陆宝忠遗缺的，正是在他戒烟时奉旨署理的张英麟，慈禧太后对此人的印象极好。
原来张英麟是同治四年乙丑，在她手里点的翰林，但上邀慈眷，别自有因。
他是山东历城人，同治十三年当编修时，与检讨王庆祺一同被选在“弘德殿行走”，贵为帝师。那王庆祺品格不端，罔识大体，经常弄些《肉蒲团》、《灯草和尚》之类的禁书，与仇十洲的“春册”，投穆宗之所好，最后竟带着大婚不久的皇帝，逛下三滥的窑子，以致出了一场“天子出天花”的大祸，绝了清朝自太祖以来，父死子继，一脉相传的嫡统。
当王庆祺鬼鬼祟祟勾引皇帝时，张英麟看在眼里，大不以为然，但既不便规谏，亦不便说破，唯有洁身远行，兼以免祸，上了个奏折请假归省，在山东老家住到光绪元年，方始进京销假。
复起之后，张英麟当了十七年的翰林，才以詹事外放为奉天府丞，兼领学政，于是当阁学，转侍郎，特简为顺天学政。庚子那年，两宫西狩，百官星散，唯独张英麟紧守着学政的关防，等待交替。第二年召试行在，一直当他的吏部侍郎。到得改新官制，不分满汉，张英麟因为在关外多年，熟悉旗务，特授为镶黄旗汉军副都统，是清朝开国以来，汉员当旗官的第一人。
※ ※ ※
在张英麟接任之前的半年，已有上谕，设置代替国会的资政院，并派贝子溥伦与武英殿大学士孙家鼐为总裁，会同军机大臣，拟定详细院章，因而陆宝忠奏请改都察院为“国议会”，以立下议院的基础。结果是驳掉了！因为从慈禧太后到张之洞、袁世凯，都没有意思施行两院制的立宪政体。
在张英麟接任以后，资政院及各省咨议局的章程，皆已拟妥，而朝廷尚有瞻顾，未曾颁布。但立宪的呼声，则已高唱入云，在上海有好些倡导立宪的团体，有一个叫“预备立宪公会”，首脑是南通状元张謇、福建解元郑孝胥等人，电请速开国会，以两年为限。更有个声势赫赫的“政闻社”，是梁启超所组织，也是保皇党的大本营，电请宪政编查馆，在三年内开国会。
类此的奏请，除了报纸刊载以外，朝廷照例“不报”，却抄发了奉派赴国外考察宪政，甫自德国、日本归来的礼部侍郎于式枚的一道奏折。于式枚在北洋幕府多年，专司章奏，文字为海内传诵，所以即使对宪政没有兴趣的朝士，也要仔细读一读。
他的奏折中劈头就说：“臣愚以为宪法自在中国，不需求之外洋。”只看这句话，对热中立宪的人，便是兜头一盆冷水。
但他的文章，自有不能不令人平心静气，细究其故的魔力：“近来访察群情，详加研究，编考东西之历史，深知中外之异词。中法皆定自上而下奉行，西法则定自下而上遵守，此实振古未闻之事，乃为近日新说所宗。臣历取各国宪法条文，逐处参较，有其法己为中国所已有而不须申明者，有其事为中国所本无而不必仿造者，有鄙陋可笑者，有悖诞可笑者，有此国所拒而彼国所许者，有前日所是而后日所非，固缘时势为迁移，亦因政教之歧异。”
话虽如此，于式枚认为比较可取的是日本宪法。“虽西国之名词，仍东洋之性质，自为义解，颇具深心。”以下引叙上海报上刊布的一篇题为《今年国民为国会请愿文》的文章，攻击“宪政所以能实行者，必由国民经有一运动极烈之年月，盖不经此，不足以摧专制之锋”的论调，他说：“各国立宪，多由群下要求，求而不得则争，争而不已则乱，夫国之所以立者曰政；政之行者曰权；归之所归，则利之所在，定于一则无非分之想，散于众则有竞进之心，其名至为公平，其势最为危险！行之而善，则为日本之维新，行之不善，则为法国之革命。”
接着撮叙法国大革命及日本立宪的结果，从而议论：“盖法国则当屡世苛虐之后，民困已深，欲以立宪救亡，而不知适促其乱。日本则当尊王倾幕之时，本由民力，故以立宪为报，而犹须屡缓其期。上有不得已之情，下有不可遇之势，情势所迫，不得不然。至于我国臣民，本来无此思想，中国名义最重，政治最宽，国体尊严，人情安习，既无法国怨毒之积，又非日本改造之初。我皇太后、皇上曲体舆情，俯从廷议，特允非常之举，宽为莫大之恩！迭降谕旨，既极周详，分定年期，尤为明尽，应如何感颂奋勉，以待推行，岂容欲速等于索偿，求治同于论价？”
至此笔锋一转，以轻蔑的语气，大骂主张立宪的记者、教员：“况今之言之宪，请国会者，实为利而不为害，且在士而不在民！其所言报馆、学堂，不农不工不商，但可强名为士，未尝任纳税当兵之责，乃欲干外交内治之权！至敢言‘监督朝廷’，又或云‘推倒政府’，读诏书则妄加笺注，见律令则曲肆讥弹，胥动浮言，几同乱党！”因此，于式枚认为：“观于法国之事，则知发端甚巨，固祸变之宜防。”但亦不否认：“又观于日本之事，则知变法方新，亦人情所恒有。”从而警告：“惟须亟筹补救之策，乃不至成溃决之虞。”
至于补救之道：“惟在朝廷力图富强，广兴教育，用人行政，一秉大公。不稍予以指摘之端，自无从为煽惑之计。至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随时劝导，遇事弹压，庶不至别滋事端。”最后归结到宪法，主张先“正名定分”，引“日皇所谓‘组织权限，由朕亲裁’；德相所谓‘法定于君，非民可解’，”意在言外地表示：“将来的宪法，必当出于钦定，而不可由国会厘订。”至于制宪的程序，该等到“将来各处奏报到齐，必须慎择贤才，详加编订，于西法不必刻划求似，但期于中正无弊，切实可行。”
如此立论，在守旧派，尤其是揽权日甚的少年亲贵，自然击节称赏，一般人看来，觉得除掉“颂圣”不免肉麻，批评敢言的记者、教员，持论过苛以外，由于他承认立宪的要求，为“人情所恒有”，所以并未起多大的反感。至于对宦海升沉特感兴趣的人，则着眼于“东南各省疆吏，尤当慎择有风力、知大体者”这句话，认为是针对两江总督端方而发，东南督抚，或者会有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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