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关一叶，如言照办，所以邮传部铁路这一部门的收支帐目，不待钦差派员来查，就已经整理得清清楚楚了。
到了除夕那天，由于国丧未满百日，梓宫暂安在宫内，因而平时肩摩毂击的大栅栏、笙歌嗷嘈的八大胡同，清静异常。至于贴春联、放爆竹，最能渲染年味的那些花样，自亦一概不许。九城寂寂，近乎凄凉了。
然而关起门来，合家团聚，又是一番景象。金鱼胡同那宅，来辞岁的络绎不绝，到得黄昏，关照门上，再有来客，一律挡驾，那桐只有一班客要请。
这班客在名士笔下，称为“小友”，全是戏班子里的名伶，又以旦角居多。那桐把他们邀了来，不是为了串戏或者清唱，只以一遇国丧，戏班子立刻就得辍演，伶人生计，大受威胁。那桐借吃年饭为名，请来相熟的一班“小友”，大散压岁钱。当然，名气有高下，交情有深浅，红包也就有大小，从四百两到四十两不等，跟包一律四两银子一个。
到得十点多钟，这班“小友”散了一大半，但留下来的还有七八个，正在客厅中缠着那桐，要他以维持市面为名，设法破例开禁，准戏班子提早开锣时，门上来报：“邮传部梁大人来了！”
已关照了有客一律挡驾，门下居然敢违命通报，自然是已得了一个大人的门包之故。那桐在这上面最精明不过，也最厚道不过，为了让门上能心安理得地受那个门包，便点点头说：“请进来！”
“大年三十，财神驾到！”王瑶卿笑道：“中堂明年的流年，一定是好的。”
“对了！”那桐被提醒了似的，“财神来了，你们可别错过机会！回头好好放眼光出来。”
在一旁伺候的听差，听这一说，随即悄悄地去准备。这样的场合，自然不是推牌九，就是摇摊，便搭好桌子，增添灯火，备好两副赌具待命。
这时梁士诒已经到了厅上，布袍布鞋，手上拿着木盒，一见有这些名伶在座，似乎颇感意外，但仍从容不迫地向主人致了礼，也跟大家都招呼过了，方始将那木盒子扬扬说道：
“得了一盒德皇御用的雪茄，特地给中堂带了来，留着待客。”
他既不说打开来尝尝，也未亲手奉上主人，却将这盒封缄甚固的名贵雪茄，顺手递给了那宅的听差，这一来，那桐当然懂了。
“我不抽这玩意，洵贝勒最爱好雪茄。”那桐吩咐听差，“你好好收在我书房里，我要送人的。”
“是！”听差奉命唯谨地，捧着那盒雪茄往里边而去。
“今年这个年，可是省事多了。”那桐指着那班伶人说：
“就苦了他们。”
“这可是没法子的事，不过有中堂在，他们也苦不到那里去。”
“中堂不如财神！燕孙，”那桐笑道：“你来放赈吧？”
“这，”梁士诒做出稍有畏缩的样子，“不要紧吧？”
“在中堂府上，怕什么？”说着，王瑶卿来拉梁士诒。
那桐与梁士诒都到了小客厅里，就一张红木桌子面对坐下，做主人的说：“自然财神做上风，玩什么？”
“请中堂吩咐。反正不能打麻雀。”
“你们看呢？”那桐看着左右问：“要不要梁大人做番摊给你们打？”
“摇摊得要有人开配。”唱小生的程继先说：“番摊数棋子儿更麻烦，倒不如一翻两瞪眼的牌九为妙。”
“好吧！就是牌九。”梁士诒说：“请把筹码递给我。”
那宅的筹码很讲究。他处的筹码，都是长条子牙筹，唯独他家的象牙筹码，圆如洋钱，中间打个洞，可以贯穿在铜签子上，边缘镂出回文的寿字，填以彩色，金色的最贵，五百两一个，依次是红色一百，黄色五十，绿色十两。梁士诒理齐了四叠筹码在桌上，余下的交主人保管。
“来！每位一个。”他拿起八个金色筹码，往外一撇。
“来吧！别客气。”那桐做“散财童子”，将筹码一个一个塞到“小友”手里。
“还有六千银子，”梁士诒指着筹码说：“让你们赢净了为止。”
“听见了没有？”那桐将筹码交给王瑶卿：“归你管库，你可仔细，兑啊、找啊的，别弄错了。”
于是梁士诒卷起衣袖推庄，手气平稳，玩了有个把钟头，突然手气转坏，连赔了三把，只剩下两千银子，而下风却越赌越泼，金色筹码都出现在赌注上了。
“慢点！庄家只有两千银子。”那桐说道：“我看是多了，而且多得还不少。”
“中堂何不在我身上赌一注？”梁士诒看着那桐说：“风险有限！”
“好！我在你身上赌一注。”那桐将自己的赌注收回，成了庄家的临时股东。
打骰子分牌，上门两点，天门八点，下门么四配人牌，红通通一片，却只得三点，有人就说：“‘单双’的牌，凶多吉少了！”
梁士诒将两张牌扣着用中指一摸，大声说道：“统配！”
说着将牌移向那桐，他也摸了一下，一张地牌，一张么丁，果然是“单双”吃上下门的牌。这两张牌当然不必给人看，随手一搅糊，结帐赔了一千多银子。
“中堂在我身上赌输了一记！”说着，梁士诒取了一张一万银子的银票，递给王瑶卿。
“风险有限。”那桐答说。
等客人辞去，那桐亲自到书房去打开那盒“德皇御用”的雪茄，里面有张“存条”，梁士诒已在那桐汇丰银行的户头中，存入五万银子了。
宣统元年正月十六，孙家鼐、那桐奏复谢远涵参劾陈璧一案，洋洋五千言之多，结论是：“该尚书陈璧才气素优，勇于任事，甚有能名，惟德不胜才，往往失之操切，舆情不洽，声名顿减，遂致谤议丛生。此次所参赃私各节，或未免人言之过，然滥费公帑，滥用私人，检查该署官册，皆所难免。徇情见好，殊愧公忠，职守有亏，实难辞咎。”奉旨交部严加议处，终于革职。而谢远涵所指责的梁士诒、叶恭绰、关冕钧、关赓麟，尽皆安然无事。
其时东三省总督徐世昌，自知“袁党”的色彩太重，而又以奏折缮写有瑕疵的细故，传旨申饬，见微知著，托病奏请开缺。奕劻知道他不能安于外任，而少年亲贵也不放心他膺边疆重寄，正好邮传部尚书出缺，便保他继任，调云贵总督锡良为东三省总督。
这一来，另一个“袁党”杨士骧，更为恐慌，喝酒打牌时，常会突如其来的说：“我杨老四可不是袁党！”但旁人不是这么看法，觉得杨士骧恃袁世凯为奥援，冰山既倒，怕他何来？直隶有看不下的事，尽不妨攻击。
于是有个给事中高润生，对直隶百姓无不痛恨的津浦路北段总办李德顺发难，狠狠参了一本。当然牵涉到津浦路的总办大臣吕海寰，而暗中所攻的却是杨士骧。因为李德顺的差使，是出于杨士骧所保荐，两人的关系非常密切，杨士骧之有今日，可说一半靠袁世凯，一半是靠李德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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