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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_高阳【完结】(29)

  同时下令刑部及京师地方衙门,开释系狱的囚犯,这是皇帝的生母孝庄太后的意思;但即使这样大行仁政,并不能为皇帝却病延年,到了初七夜里,特召学士两人至养心殿御榻前受命草遗诏。这两个人一个是满洲正黄旗的麻勒吉,当顺治九年满汉分榜时,他是满洲状元;还有一个叫王熙,是京师的土著,顺治四年的进士,会讲满洲话,通满洲文。

  到了正月初八,是各衙门开印之期,百官上朝,得知凶信,大行皇帝在前一天晚上亥刻驾崩,于是宫中治丧,一片缟素;文武官员照满洲的习俗,首先摘去帽子上的红缨,然后依礼成服,朝夕哭临。

  第一大事是立嗣君。大行皇帝共生四子,只留下了两个,皇二子福全九岁,皇三子玄烨八岁;皇位反常地落在较幼的玄烨身上,这是出于一个日耳曼人的建议。

  这个西洋人的华名叫汤若望,是天主教士;明末来华传教,以徐光启的推荐,被征参与修改历法的工作。人清以后,完成修历的伟绩,被授为钦天监;以后又得封号“通玄教师”,升官进秩至正一品。这些恩宠之来,都由于孝庄太后信了天主教,而场若望是她的“教父”的缘故。选立嗣君之际,孝庄太后征询汤若望的意见;他指出福全未曾出痘而玄烨出过,以立玄烨为宜。眼前就有令孝庄太后悲痛的实例在,所以此一建议,从太后到满洲亲贵大臣,无不接纳。

  在嗣君于正月初九接位以前,先颁遗诏;而公开的遗诏已不尽是大行皇帝的“末命”——满洲的从龙之臣,不满皇帝生前的作为,在取得孝庄太后的同意后,趁死无对证的机会,假借皇帝之口,完成若干制度上的改革,所以这道遗诏,“罪己”的意味特重。一开头就说:

  朕以凉德,承嗣丕基,十八年于首矣!自亲政以来,纪纲法度,用人行政,不能仰法太祖太宗谨烈,因循悠忽,苟且目前,且渐习汉俗,于淳朴旧制,日有更张,以致国治未臻,民生未遂,是朕之罪一也。

  开宗明义就已表明,要纠正顺治朝汉化的倾向;当然这也就是表示满洲人将掌握更多的权力。所以接下来就特别提到疏远亲贵,重用汉人之非。

  宗室诸王贝勒等,皆系大祖太宗子孙,为国藩翰,理宜优遇,以示展亲。朕于诸王贝勒等,晋接既疏,恩惠复鲜,以致情谊睽隔,友爱之道未周,是朕之罪一也。

  满洲诸臣,或历世竭忠,或略年效力,宜加倚托,尽厥猷为,朕不能信任,有才莫展。且明李失国,多由偏用文臣,朕不以为戒,而委任汉官,即部院印信,间亦令汉官掌管,以致满里无心任事,精力懈弛,是朕之罪一也。

  另有一款,则不但满人,汉人亦认为异常明智,那就是废除“内十三衙门”。明朝以太监为家奴,而满洲则以掳掠而得的汉人为家奴,称为“包衣”;上三旗的包衣,为天子私人的奴仆,掌管了宫内的一切庶务,但自“内十三衙门”一出现,上三旗包衣就失势了。

  “内十三衙门”仿照明朝宦官“四司六局”的编制,由太监主持。所以设立“内十三衙门”,就明显地表示出来,明朝留下来的太监,复得当权:“上三旗包衣”自然很不服气。只是大行皇帝乐于亲近汉人,性耽翰墨,而明朝宫内设“内书堂”教太监读书,在“司礼监”办事的太监,代批章奏,更非知书识字不可;其中出类拔萃,经史娴熟的颇不在少,久而久之皇帝便远包衣而亲太监了。特别是宠任吴良辅这么一个太监,内十三衙门就是吴良辅勾结一个在宫内办事,颇见信任的满洲人佟义所创设的。

  大行皇帝驾崩,上三旗包衣,自然要趁此机会翻案,在遗诏中便有这样一款:

  祖宗创业,未尝任用中官;且明朝亡国,亦因妄用宦寺,朕明知其弊,不以为戒,设立内十三衙门,妄用任使,与明无异。以致营私舞弊,更逾往时,是朕之罪一也。

  明朝亡于宦官,已成定评,因此大行皇帝以此一罪自责,臣民无不额手称庆。

  遗诏的最后一款,便是指定八岁的皇三子玄烨,继承皇位;并指定“内大臣”索危、苏哈萨克、遏必隆为“辅臣”,也就是所谓“顾命大臣”。

  在四辅臣主持之下,嗣君接位,定年号为“康熙”。接位后的第二个月,裁撤“内十三衙门”,恢复内务府,由上三旗包衣主持,接收了前明属于宦官的一切职掌。其中供应皇家绸缎的衙门称为“织造”,分设江宁、苏州、杭州三地。苏州的织造,放了一个正白族的包衣,名叫曹玺;他的妻子是八岁的小皇帝的保姆,有个儿子名叫曹寅,随着他母亲一起进宫,是小皇帝的最好游伴。

  哀诏颁到睢州,在县衙门大堂开读;汤斌以卸任官员的身分,也到场伏地听宣。一面听,一面想起在出任潼关道的时候,曾奉朱笔亲加的考语:“品行清端,才猷赡裕”,不由得起了知遇之感,流泪不止。

  然而也因为这道哀诏,汤斌绝了复出之心,觉得满人的权力更见扩张,汉人仰承鼻息,不堪忍受。同时他也有件大事需要经纪,那就是重建他母亲的“节烈祠”。

  赵太夫人诰封为“赵恭人”。在顺治五年,由河南提学使檄令睢知州,在汤家故居的东面,兴建“赵恭人节烈祠”。汤斌只要在家,每年都要敬谨祭祀。到他辞官回里,正好巡按河南御史,表扬节烈忠义,将赵太夫人殉难的事迹,奉报朝廷;奉到旌表,题汤家的门楣为“节烈之门”。睢州知州戴斌因为旧祠湫隘,特地改建新祠;汤斌亲自监工,其时正是流火烁金的盛暑,汤斌每天衣冠整齐地站在烈日下看工匠操作,整天不休。这分孝心和惨重将事的精神,感动了工匠,所以这座新祠,建筑得格外坚固。

  到了奉主人词那一天,地方官员,一起都来行礼。然而死者的哀荣,无补于生者的思慕,汤斌想起母亲的慈爱,殉难的惨烈,放声大哭,昏倒在地;大热天又中了暑,因此生了一场大病。

  病起对他的父亲是越发孝顺了,因为对慈母的哀念,并诸于严父的膝下,他要尽双倍的孝思。而他父亲便血的宿疾,越来越严重;汤斌便开始学医,穷研药性,可是他父亲还是去世了。

  这在汤斌是个无与伦比的严重打击,朝夕流涕,哀毁骨立。葬了父亲,在坟上种了五百株树;每隔数天,便要去省视一遍,倘或枯死一株,便会掉泪,接着是补植一株。在他看,仿佛那五百株树,就是他父亲的精魂凭依之处。

  在守制的日子中,他视继母轩大夫人如生母,家事大小,都要请命而行;轩太夫人慈爱而谦虚,称他“大少爷”。对这位大少爷,她事事满意;唯一的例外是,大少爷似乎绝了仕宦之想,读书人不肯做官,在她觉得是一件不可解的憾事。

  汤斌对这一层也感到疚歉和为难——难的是有些道理,解释不清楚;他在南安的一年,曾痛自反省,认为自己虽以王阳明为法,但处事或嫌操切,或用权术,或者是碰运气,口中说得极有把握,其实内心不免彷徨,不能像王阳明那样,达到“圣贤亦不过如此”的境界而能够心安理得,无时不保持着一股“浩然之气”。这些毛病的根源,还在学养不足;所以他不愿做官,只顾读书。果然到了有把握的那一天,再为国为民做一番事业,也还不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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