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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官册_高阳【完结】(34)

  于是再次商酌,尽翻前议,齐人翰林,一等第一名邵吴远授职读翰林院侍讲;以下汤斌、吴来泰、施闰章授职翰林院侍讲,此外援职为翰林院编修的十八人,授职为翰林院检讨的二十八人,合计五十名。另外来试而年老者,俱授职为内阁中书,准予回籍。

  点翰林是好难的事,三考出身,御笔亲点;十年寒窗的辛苦,未见得能够如愿,而五十征士,凭一赋一诗,半天的工夫,就能高坐清秘堂上,这就更使得未曾被荐的人,既妒且恨了。

  于是这五十新贵,被称为“野翰林”,而且有一首七律,流传众口,讥嘲李囗、杜立德、冯溥、叶方蔼四主司外,当然也要攻击“野翰林”:

  自古文人推李杜,如今李杜亦希奇、叶公懵懂遭龙吓,冯妇痴呆被虎欺;宿构零軿衡玉赋,失黏落韵省耕诗。若教此辈来修史,胜国君臣也皱眉。

  在这五十征士中,尤其为人所妒的是“四布衣”;只是入史馆的只有三个,李因笃坚决“告终养”,得能如愿,回乡侍母。

  不愿受职的,也还有得是,其中有一个叫孙枝蔚,当他被荐时,以年老为借口,请求免试;吏部官员说他不老。到了授职那天,那官员看他须眉皆白,便笑着说道:“孙先生老了!”

  “我不老。”

  “须眉庞然,怎说不老?”

  “我四十岁就是如此。”孙枝蔚大发脾气,“我要求免试,你们说不老;现在又说我老了!老了不能做官,连辞官都不可以。这叫什么话?”

  吏部官员唯有笑着道歉,而孙枝蔚亦终于带着内阁中书的街头,回到家乡。临行之前,做了一首诗:

  一官如宠鹤,万里本浮鸥。献赋曾非晏,童年况异刘。山人今上路,小妇免登楼。临水看蝌蚪,惟添错字愁。

  这些逸事妙闻,或者讥刺的诗文,对汤斌都不发生影响;得官不足为喜,令他兴奋的是,明史终于要开馆纂修了。

  修明史开馆,以内阁学士徐元文为监修,翰林掌院叶方蔼、右庶子张玉书为总裁,五十弘博及右庶子卢传等十六人为纂修。于是搜集史料、订定体例,积极展开了记录一代兴亡、以为鉴戒的史学大业。

  史馆中最起劲的有两个人,一个是朱彝尊,连上总裁好几封信,谈体例、谈史料、谈前朝公案的真相和是非,议论侃侃,锋芒毕露,颇道同事的妒忌。再一个就是汤斌,他的议论平实,作了一篇《明史凡例议》,认为官吏“纪、传、表、志”四大部分,“必君临天下方称纪,则系统分明”,因此,明太祖长子,被立为太子的朱标,虽被建文帝尊为“兴宗”,当称为“懿文太子”;世宗人承大统,追尊本生父为“睿宗”,仍当称为“兴献王”,因为这两“宗”,实际上不曾做过一天皇帝。

  当时引起争议最烈的是,立不立“道学传”?有人主张照宋史体例,“将明儒学术醇正,与程朱吻合者,编为‘道学传’”,这是存着门户之见,意在贬斥王阳明一派;汤斌不以为然,但在体例中的议论。却并无成见,只说如立“道学传”,应该如何;不立“道学传”,只立“儒林传”又应该如何?最后当争议得相持不下时,汤斌提出了黄宗羲的一封信,方始定议。

  黄宗羲的那封信,解释“儒”之一字,与圣贤并称,他说:“统天地人曰儒,以鲁国而止儒一人,”这是指孔子;所以“儒之名目,原目不轻。儒者成德之名,犹之曰贤曰圣也。”而“道学者,以道为学,未成乎名也,”换句话说,“道学”是个虚泛笼统的名词,与“儒”的成为一种“成德”的尊称不同。“以道为学”,不过表示有志于道,并不能显示出此人在学术上有何成就;好比有志做圣贤,究竟不是圣贤。所以“道学”不可以作史传的篇名,否则,就是“欲重而反轻、称名而背义。”元朝修宋史特立“道学传”,是元人之陋,不足取法。

  这番议论,比朱彝尊所说的“儒林足以包道学、道学不可以统儒林”更见精警,因而由汤斌公开以后,“道学传”三字,便从预定的明史目录中删除。

  编纂明史稿,以洪武至正德为一期,纪、传两部分,刊出人名,分别拈阄,巧得很,汤斌拈到的是开宗明义第一篇:“太祖本纪”

  于是汤斌以明太祖实录为根据,通览当时有关的公私记载,冥搜默索,数次易稿,都觉得不能满意。便先撰作比较简单的史稿,着手“天文志、历志、王行志”的编纂。

  皇帝对修明史的进度,非常注意,常常召见叶方蔼、徐元文等有所垂询。知道勤慎将事的是那几个人,补为日讲起注官,可以专折奏事。汤斌是其中之一。

  康熙二十年辛酉,逢到乡试的年分,照例点翰林官为各省主考,这是个好差使,除了地方官办供应以外,录取的举人皆为门生,谒见“座师”时,要送上一封贽敬,数目多寡不一,但集腋成裘,是一笔可观的收入。

  各省录取举人的名额,称为“解额”;以省分大小、人口繁简而定解额多寡,最多的是顺天和江南,都有一百六十余名,最少的是贵州,只得四十名;浙江列为第二等,有一百名左右。每一名新举人送座师的贽敬,通扯十两计算,汤斌此行就有一千两银子的收入。

  这是皇帝特加的恩惠。当然也因为词科出身的,品学两胜,能够端正科场风气,为国选拔真才,所以十五处、三十名正副主考,词科出身的占了十三个,而且以正主考居多,除了汤斌以外,泰松龄放到江西,李来泰放到湖广,施闰章放到河南,曹禾放到山东,严绳孙放到山西,方象瑛放到四川,邵吴远放到广东,乔莱放到广西,米汉雯放到云南。年纪较轻的,像朱彝尊则放到江南当副主考。

  汤斌奉旨即行,随带了史稿,坐船由运河南下。到了杭州,总督李之芳,巡抚李本晟,都在码头上迎候;主考等于钦差,照例接入接官厅,将汤斌引入上首西南而立,然后地方大吏行三跪九叩的大礼,报名“恭请圣安”。

  “朕安!”汤斌代表皇帝回答。

  行过这套仪注,方始有私人的酬酢;李之芳是汤斌的同年,自然分外亲热,但巡抚李本晟是顺治六年的进士,官职比总督低,科名却比总督早,所以汤斌称他“前辈”,非常客气。

  寒暄既毕,正副主考被护送到“公馆”休息;椅子还没有坐热,总督派“戈什哈”送来了一桌燕菜席;接着是杭州府的钱塘县知县,持着手本来谒见。

  省城的知府称为“首府”,首府的第一县称为首县。凡有达官贵人莅省公干,或者路过,照例由首县“办差”,供应一切。这个规矩,汤斌自然知道;因而了解首县此来是谈办差的事,不能不见。

  未见之前,得先邀副主考于觉世来谈一谈,“子先兄”,汤斌喊着他的号说,“三藩之乱,虽已平定,疮痍满目,民生凋敝;浙江为人阎的要道,这几年平服耿精忠,大军由浙江经过,军需供应,颇费民力。你我该当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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