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用说，该“大人”称呼而姓潘的，只有换了红顶子不多时候的潘祖荫，也就是新科状元的老师。所以洪钧急急忙忙赶了出去，从大门口将潘祖荫迎了进来。张司事已铺好了红毡条，准备洪钧大礼参拜。
“不敢当，不敢当！”潘祖荫一定不肯受礼。
“应该的，应该的！”同乡纷纷代劝，而潘祖荫执意不从，理由是他的胞叔潘观保在，不敢僭越。
扰攘久久，洪钧到底还是跪了一跪。潘祖荫被人强捺在东面太师椅上受了礼，少不得有一番赞扬的话。
“平心而论，文卿这本卷子，写作俱佳，如有神助；众论所归，绝无半点侥幸。”他说：“我是早就从字上看出来了，有人问我，我不肯说，说了就可能害了文卿了！”
“是！老师栽培，真不知道怎么报答？”洪钧当然也要谦虚，“其实，清卿的文章，比我高明。”
“清卿也好，可惜长了些。”潘祖荫起身说道：“文卿该去拜一拜其他几位老师，我不多坐了。”
“回头我去给太老师、老师、师母请安。”
“不必，不必！有空就来，没有空明天再说。”潘祖荫放低了声音说：“倭中堂为人方正，你去的时候不要穿得太华丽。”
“是！多谢老师关照。”
因为潘祖荫有此叮嘱，所以洪钧特意换一身朴实无华的旧衣服去谒见倭仁。到门先送贽敬与红包，升堂以大礼参拜。倭仁受了礼，却不受他的贽敬；从袖子里将一个包着一百两银票的红包，亲手递还门生，说是：“我知道你境况不怎么好，无须有此。你收了回去吧！”
这是从未听说过的事，若非倭仁的道学出了名，一定会令人疑心，是不是老师嫌贽敬菲薄，在发脾气？不过，谁知倭仁此举是出于体谅门生的厚意，洪钧仍然恳挚地一再请求“赏收”。无奈师命不可违，只好在“长者赐，不敢辞”的道理之下，不安地收回红包。
“你的老亲都在堂？”倭仁亲切地开始跟状元门生叙家常。
“先父见背了；老母在堂。”
“你们昆仲几位？”
“四个。”洪钧答说，“门生行三。”
“想来早已娶亲了？”
“是！”
“世居苏州？”
“门生原籍安徽歙县。先父手里迁到苏州的。”
“苏州我也住过，财赋之区不免奢靡。当年汤文正的遗爱，如今不大看得见了。”
一代理学名臣的汤斌，康熙初年当江苏巡抚，在苏州留下的遗爱甚多。洪钧不知倭仁指的是哪一点，无从置答，只好含汉糊糊地答应着。
“为人总要看重名教二字。尤其是读书人，如果连这两个字都可以不顾，则编氓之民，无父无君，岂不是不足怪了？”倭仁很起劲地说：“你如今独占鳌头，一言一行，为天下观瞻所系；更当敦品励行，作士林的表率。”
“是！”洪钧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答说：“老师的训诲，门生不敢忘记。”
“你请坐！”倭仁的谈兴很好，问起洪钧平日读些什么书，又大谈“朱陆异同”，留客坐了个把钟头，方始端茶送客。
门生拜老师，名为“软进硬出”——进门走边门，出门走正门。倭仁齿德俱尊，洪钧当然要辞谢，一再请老师留步。但倭仁为人真个方正，坚持礼不可废，命人开了中门，一直送到门外方罢。
师弟俩揖让了好一会，直待倭仁回身入内，洪钧方始登车。照路程远近排定的顺序，去拜谒文祥。
文祥是他会试的座师。不巧的是，两次登门，文祥都不在家。而这位隶属正红旗，出身满洲八大世家之一瓜尔佳氏的军机大臣，是当朝除亲贵以外的第一重臣，所以洪钧非得去见一见这位老师不可。
门生拜老师，照例亲自投帖；门上见是状元，礼数又自不同，不待通报，便自作主张将洪钧延入大厅。不多一会跑上房的听差，出来传话：“请洪老爷书房坐。”
曲曲折折引入书斋，只见一位长髯老翁，身材不高，而一脸蔼然之气，正在廊上散步。抬头看到洪钧，脸上立刻浮起喜见佳子弟的那种笑容，“恭喜，恭喜！”说着，加快脚步迎了上来。
这就是文祥。洪钧看到他的那种欢欣的表情，心头充满了温暖感激；顾不得要红毡条，便在青砖地上跪了下去，口中说道：“给老师请安！”
“何必，何必！当不起大礼。”文祥亲手扶起他，执住他的手便不放了，一面牵着他进屋，一面说道：“承你枉驾两次，我都失迎了。我也很想找你谈谈，要跟你讨教。”
“老师言重了！”
“我不是假客气。你请坐！”文祥自己先坐了下来，顺手一拉，将洪钧拉得在他下首坐下，先问一句：“还有几处客要拜？”
这是想留久坐之意，洪钧心想，如说还有七处要拜，等于表示急着想走，自是不妥。因而打个折扣说：“还有三四家。”
“那还早。”文祥说道，“你的殿试策论，我已请人抄来，细读过了，确非等闲。”
“老师过奖。”
“我听说你对西北舆地之学，很下过一番功夫。可有这话？”
“是！”洪钧想了一下答说：“门生早年涉猎元史，自觉不明西北舆地，不知元朝源流。所以曾发奋用功。只是资质愚鲁，一无成就可言。”
“不必客气！这是一门绝学。你能有志于此，足见抱负不凡。”文祥换了个话题问：“你对洋务持何看法？”
这一问，洪钧不敢随便回答。因为咸丰末年，英法联军内犯，文宗仓皇出狩，留下恭王在京办理抚局，其实就是文祥一手在主持。出入敌营，与洋人多方周旋，颇知“夷情”。事定以后，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置三口通商大臣，开办同文馆，亦都是出于他的细心策划。洪钧在东海关所了解的一些洋务，如果拿来唬那些不知天下之大的达官，绰绰有余；在文祥面前就显得不够了。是故他出言不能不慎重。
略想一下，记起文祥当年论国势的奏折，便借题发挥：“记得老师论前几年的情势：”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忧也。‘如今心腹之害已除，肘腋之患将滋，居安思危，不可不早图之！“文祥频频点头，虽未有赞许之词，但神色间深有所思，见得对洪钧的见解，相当重视。
“如果肘腋之患，演变为心腹之患；倒要请教，如何及早绸缪？”
这是问到对付俄国的策略。以文祥主持洋务的地位，这一问既非论学，更非闲谈；而洪钧的意见，亦就很可能成为对俄策略的张本。这使得他惊喜地发现，一夕之间，已由布衣而参与庙堂大计，顿有顾盼自豪之感。但想起古人垂诫：“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亦不免戒慎恐惧，不敢率尔陈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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