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龙文与阿狗都不作声，因为这又是徐海得以出头的好机会，如果放弃了，又觉得可惜。当然，此一感觉在阿狗更甚于罗龙文。
“回总督的话，”阿狗回忆前情，不免又有些激动，“徐海的遭遇，三翻四复，处处委屈，真有点心灰意懒了。如今的徐海，已不是从前那样的生龙活虎；作个譬方，好象一支‘煨灶猫’。倘或没有啥好鼓励他的，只怕他去了也没有用！”
“是，是！”胡宗宪的态度和措词，都很谦诚；足以看出他内心的不安，“恢宏志士之气是最要紧的！这一点我很惭愧，做得不够。如果你们有什么我做得到的办法，尽请指教，我一定照办。”
“办法总有的。”罗龙文徐徐说道：“我看，此事宜缓！请总督通盘想一想看，华公不就到了应该班师的时候了吗？”
想一想果然。陈东就逮，倭人全部遣返，军务告一结束，以后就是抚辑地方，恢复元气的善后事宜了。奉旨督师的赵文华，没有不还朝复命而仍逗留在东南的道理。
“等华公一走，东南全局，统由总督主持；那时掣肘无人，事事容易，奉请以徐海出海，说汪直来归。不劳师、不糜饷，而能消此隐患，朝廷颇有不准之理？”徐海亦就可以建功出头了！“
看得远，想得深，毕竟还推罗龙文。胡宗宪大为欣快，“好了，极大难题，得小华一言而解。”他向阿狗说，“大致就这么办吧！明天我就派人到桐乡。晚上请你来陪陈可。”
这是暗示人可以暂且告退了。阿狗知道胡宗宪跟罗龙文还有许多不能为外人道的话要谈，很知趣地起身告辞。果然，他的料想不错，胡宗宪要向罗龙文一倾肺腑：“小华！”他说，“很多人在我面前提到你：说你非复如前了。”
“总督，你信不信呢？”
“我不信。或者这么说，我不愿相信。”
说到头来，还是不信，罗龙文平静地答说：“也难怪总督，可是，我亦有不得已的苦衷。为了取信于人，我不能不有所表现，我这凄苦心，倘或总督不谅，就不会有人谅解了。”
“我当然会谅解，不过，也要让我知道你的苦心才行。”
“是！我早就想奉陈了，苦于不得起便。我的苦心决不能形诸褚墨，唯有面陈。”罗龙文用低沉的声音说：“我常在想，总督才大如海，胜天水百倍，何必受他的制。而且，我看天水迟早必败，总督如倚此人为奥援，则冰山一倒，万事皆休。所以我有个打算，藉天水为梯阶，作东楼的上客，既以报答知己，亦以一展抱负。”
所谓“报答知己”，即是为胡宗宪越过赵文华而直接搭上严家父子的关系。胡宗宪当然感激，拍拍罗龙文的背说：“好！就这一句话我全懂了。我们不必再多说。”
罗龙文点点头，与胡宗宪四目相视，取得了至深的默契。“小华，我们另外商量一件事，你看，怎么才能把天水早早撵走？你看，我开门见山地问他，何日班师还朝？如何？”
“不宜如此！天水量窄多疑，必生误会；万一负气不走，可就搞成无法弥补的僵局了。”
“然则计将安出？”
罗龙文想了一会说：“总督不必管了，这件事交给我。不过，我要在粮台那里支五千两银子。”
“够吗？”
“不够再说。”
“好！”胡宗宪随即提笔写了一张条子，核桃大的字，只有四个：“提银五千。”下面署了一个“贞”字。
“事不宜迟，我马上去办。”罗龙文起身说道：“这两天我的形迹要疏远些。若非至急之事，请总督不必派人来找我。”
为了要跟赵文华把关系拉紧，当然在表面上要远离胡宗宪，这是不消说得的。
“你请吧！心照不宣。”
揣起胡宗宪那张提银的皮条，罗龙文坐车专访胡元规。多时不见，少不得叙一番契阔；寒暄既罢，罗龙文问道：“可有好砚？”
胡元规的当铺，好砚甚多，但要好到如何程度，须得先问一问。
“你是自用，还是送人？”
罗龙文是此道的大行家，一听这话就懂得他的意思，如果是自用，只求砚好价廉，得其实惠；倘是送人，则不但要好砚，而且要名砚，价值可就不菲了。
他是要送人，不过受者附庸风雅，并不精于鉴赏，这就在“好”与“名”之间，又有斟酌，“我要名砚！”他说，“名气越大越好！”
胡元规微笑不语，走出客厅，找人来嘱咐了几句。不久有人捧来一个包裹，打开来一看，共是三方砚台，外面都是蜀锦棉套。胡元规注视了一下，先取最下面一块，递给罗龙文。
解开棉套，揭开红木砚盒，里面是一方色如猪肝，长约八寸，宽约五寸的端砚，罗龙文拿起来一看，背面刻着八个字，是行书：“持坚守白，不磷不碯。 ”再看边款，一面刻的是正楷：“枋得家藏岳忠武墨迹，与铭字相若；此盖忠武故物也。枋得记。”
看到这里，罗龙文不由得失声惊呼：“好家伙，这可名贵了！等我再看看。”
先看背面那八字之铭，谢枋得以藏岳飞的墨迹，证明那八字出于岳飞的手笔；从而又断定这方砚台是岳飞的故物。岳飞的遗墨，罗龙文亦见过许多，细玩笔意，觉得谢枋得的考证不错。再细察石质，的确出于端州旧坑，是宋以前所制成的砚台。
“你再看另一面，还有文信国的铭。”
另一面刻的是草书：“岳忠武端州石研，向为君直同年所藏。咸淳九年十二月十有三日，寄赠天祥铭之曰：”研虽非铁磨难穿，心虽非石如其坚，守之弗失道自全。‘“
“君直”是谢枋得的号，他与文天祥既是同乡，又是同榜，所以称同年。由此一记一铭，这方好砚的来历就很明白了，先是谢枋得所珍藏，在南宋理宗咸淳九年岁暮，寄赠文天祥；而文天祥殉国之志，早在南宋亡国之前七年，就见于此二十一字的砚铭了。
“名砚，名砚！难得这两位大忠臣合在一起，真正稀世奇珍！”
“再看这一方！跟忠武的遗物相配，确是珠联璧合。”
这一方砚台，盒盖上题着名称，叫做“文信国绿蝉腹砚”。长宽约只三寸，顶端石色发绿；中间受墨之处，微微凹进；而砚背隆起，仿佛蝉腹。这是得名的由来。
砚上当然有铭，刻的是：“艾山攀髯之明年，叠山流寓临安，得遗砚焉。忆当日与文山象戏，亦‘玉莺金鼎’一局，石君同在座右。铭曰：”洮河石，碧于血！千年不死苌宏石。‘“下面署款是”阜羽“二字。
叠山亦就是谢枋得的别号。这方蝉腹砚是他于文天祥殉国的第二年，在杭州所获。著《西台恸哭记》的谢臬羽，曾参文天祥的幕府，当年“象戏”时，曾亲见此“石君”——蝉腹砚在棋秤之侧。这方砚台之为文信国的遗物，来历分明，更无可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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