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也知道，他的”脱渝主和”是”行险侥倖”或者 “不为一时一地之国人所谅”，不过他是这样想：国际情势演 变，已至千钧一发的局面，此时不赶紧想办法，将来”内外 夹攻”，更艰险，更不忍见的局势发生，也许想要”自为之谋 而不可得”。所谓”内外夹攻”是指延安的共产党将于战争中 扩大。在那个时候来说，也许高估了延安，但不能不说他也 是一种看法。
接下来，汪精卫说他近年来的主张是：”说老实话，负责 任。”他的”老实话”是”今日中国，由于寇入愈深，经济濒 破产，仍为 国父所云次殖民地位。而战事蔓延，生民痛熬 痛苦，亦濒于无可忍受之一境。侈言自大自强，徒可励民起 于一时，不能救战事扩大未来惨痛之遭遇。如尽早能作结束， 我或能苟全于世界变局之外，多树与国，暂谋小康，只要国 人认识现状，风气改变，凡事实事求是，切忌虚骄，日本亦 不能便亡中国。三五十年，吾国仍有翻身之一日。”
所谓”负责任”，是说他从民国２１年，就任行政院长，十 几年来以”跳火坑”自誓；个人生死，置之度外：”瞻望前途， 今日中国之情形，固犹胜于戊戌瓜分之局，亦仍胜于袁氏二 十一条之厄。清末不亡，袁氏时亦不亡，今日亦必不亡。兆 铭即死，亦何所憾！”
这两段话，说得少气没力，还不如不说。但以下有段话， 却很动听：”国父于民国六年欧战之际，著中国存亡问题，以 为中国未来，当于中日美三国之联盟求出路。盖以日人品狭 而重意气，然 国父革命，实有赖于当年日本之若干志士，苟 其秉国钧者能有远大眼光，知两国辅车相依之利，对我国之 建设加以谅解，东亚前途，尚有可为。美国对中国夙无领土 野心，七十年来，中国人民对之向无积愤，可引以为经济开 发，振兴实业之大助。”
由于汪精卫对日本的战事，所知的真相不多，所以虽认 为必败于美国的”海空两权”，但却用了”摇瞻”的字样；即 是”遥瞻”，还来得及补救，”如能早日觉悟及此，以中国为 日美谋和之桥梁，归还中国东北四省之领土主权，则中国当 能为之勉筹化干戈为玉帛之良图。 国父之远大主张，便能 一旦实现。”
提到国父的主张，正好顺便表白，他说：”今兆铭六年以 来，仅能与日人谈 国父之大亚洲主义，尚不能谈民初国父 之主张，即因日本人军人品焰高张，而不知亡国断种之可于 俄顷者。”同时，他也忧虑日本军人战败后的态度，”中国目 前因中美之联合，固可站稳，然战至最后，日本军人横决之 思想，必使我国土糜烂，庐舍尽墟，我仍陷甲辰乙巳日俄战 争之局面，丝毫无补实际。日本则败降之辱，势不能忍，则 其极右势力与极左势力必相激荡，而倾于反美之一念，则三 十年后远东局势，仍有大可虑者也。”
至于他的”政府”突然”对外宣战”，亦知”贻笑外邦”？ 殊不知”强弱之国，万无同尽可能，有之则强以我为饵”。汪 精卫说他是利用这种情势，作为与日本争主权、争物资之一 种权宜手段，对英美实无一兵一矢之加。接着便谈到”解除 不平等条约与收回租界等事宜，得以因势利导”，终告实现， 这是他可以引为快慰之事。当然，这是他的仆人之谈；因为 他不会不知道美国与中国谈判重订”平等新约”，日本便不能 不抢先有所表示的事实。
由此，汪精卫检讨了他的对日交涉，虽是”与虎谋皮”， 却有两方面可谈。
一是”’国府’目前所在之地区为沦陷区，其所代表者 为沦陷区之人民；其所交涉之对象，为沦陷区中铁蹄蹂躏之 敌人”，因此，他如”交涉有得，无伤于渝之规复；交涉无成， 仍可延缓敌人之进攻。故民国三十年有句云’不望为釜望为 薪’”。
二是民国２１年淞沪协定签订时，他两任行政院长，”深 知日方对华，并无整个政策；而我之对日，仍有全国立场。日 本自维新以后，号称民主，而天皇制度之下，军人有帷幄上 奏之权，自清末两次得利。固已睥睨于一时；民初对我大肆 横欺，至华府会议，始解剖厄，固已碍于英美之集体压迫，早 欲乘衅而动矣。”
“人之将死，其言也哀”；汪精卫一生大言炎炎，只以一 着错，满盘输，到此亦不能不低声下气，作品取历史矜怜的 哀鸣：他说：”铭盖自毁仆人格，置四十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 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计非出此险局 危策，不足以延国脉于一线。幸而有一隙可乘，而国土重光， 辑抚流亡，难难余生，有识者亦必以兆铭之腐心为可哀，尚 暇责铭自谋之不当乎？”
所谓”险局危策”，充其量只是争取”喘息之机”；他说： “铭之主张，其基本之见解：为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日本本身 之矛盾重重，必不致放弃对’国府’之利用，及知岂不能利 用，我已得喘息之机。”这话跟他以前的言论是有矛盾的，以 前他说：”我看透了，并且断定了中日两国明明白白战争则两 伤；和平则共存。”现在却说：”日本必不能亡中国”。无论古 今中外，以倾国之师而不能亡邻国，则必自亡而后已。这是 事实上承认抗战政策，完全正确；但无法改口，只好说是他 的求和，是为求得强邻压境的”喘息之机”。宛转自辩的心情， 当然是可想而知的。
不过，汪精卫忏悔之余，确有补过之心；而胜于”安福 余孽”之只求个人的利益，亦自有事实可以证明，他说他： “可为渝方同志稍述一二，俾互知其甘苦者：一为恢复党之组 织与 国父遗教之公开讲授；一为’中央军校’之校门，以 及铭屡次在’军校’及’中央干部学校’之演讲；一为教科 书决不奴化，课内岳武穆、文文山之文，照常诵读。凡铭之 讲词以及口号文字皆曾再三斟酌。如近年言’复兴中华、保 卫东亚’，如清末同盟会’驱除鞑虏、复兴中华’之余音。”这 是很含蓄的话，意思是只不过想将英美势力逐出东亚而已。却 又不便明说；因为一说明了，与他所服膺的国父所提出的中 日美三国联盟的主张，便自相矛盾了。
他的补过之道，在求战后使政府能顺利完成整地接收光 复地区；首先着眼于华北五省，说”尚未受’中央’之直接 控制。然日既已放松，我当紧力准备，俾将来国土完整，无 意外变化发生。铭于十三年奉 国父命先入北京，其后扩大 会议偕公博入晋，前年赴东北，颇知北方形势，应得一与 ‘政府’及’党’的关系密切之人主持之。’政府’应推公博 以代主席名义，常驻华北，而以京沪地区交佛海负责，在一 年内实现重点驻军计划，俾渝方将来得作接防准备。”他这个 决定，将由陈璧君与陈公博商量以后，用他的名义向”中政 会”提出。 ”实现重点驻军”的目的，就在防止共产党的接收失地。 汪精卫在最后一段中，竟发出了对延安的警告：”中国自乙未 革命失败，迄今五十年；抗战军兴，亦已七载，不论国家前 途演变如何，我同志当知党必统一，国不可分的主张，不可 逞私煽动分裂。其在军人天职，抗战为生存，求和尤应有国 家观念，不得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对于日本，将来亦当使 其明了中国抵抗，出于被侵略自卫，并无征服者之心。” ”拥兵自重，骑墙观变”即指延安而言。最后对于他认为 仍是”同志”的”渝方”，”当使其了解和运发生，演化至今， 亦仍不失其自惜与自重。将来战后两国，能否自动提携，互 利互赖，仍有赖于日本民族之彻底觉悟，及我对日本之宽大 政策。兆铭最后之主张及最后之心情，其与吾党各同志及全 国同胞，为共同之认证与共勉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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