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这双重刺激之下，近卫决心辞职，一方面是隐然表 示对陆军的抗议；一方面准备去研究如何造成”国民组织”， 作为他第二次组阁的基础。
１０进退维谷
回顾之一，汪精卫河内脱险经过。
这时在河内寄居朱培德夫人家的汪精卫大感狼狈，”艳 电”刚刚发表，谈和的对手已”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就表 面看，很可能是日本军部根本不赞成近卫的”第三次声明”， 因而逼他下台。倘或事实果真如此，适足以证明重庆的一般 看法不错，日本军阀哪里有解决中日问题的诚意？近卫声明 不过是他们分化中国领导阶层的阴谋而已。
于是汪精卫急于想找由台湾转道至河内的影佐祯昭；但 影佐已经不在河内——因为国内发生政变，影佐赶回东京去 了。
这一来，汪精卫不能不重新考虑出处了。不久之前，陈 公博由昆明赶到河内，曾力劝汪精卫不要离开河内，不要跟 日本人接触；汪精卫预备承诺一半，暂住河内，现在看来，连 这一半的承诺，都已无法维持。他必须立即作一个退步，便 由曾仲鸣出面，分别向德、英、法三国提出入境签证的申请。
汪精卫如果愿到欧洲，正是政府所希望的，外交部早已 替他预备了护照；财政部亦替他预备了旅费，但以汪精卫被 通缉在案，决无主动向一名通缉犯致送护照、旅费的道理。至 少要汪精卫自己有些表示才能从国家最高利益上去考虑网开 一面。因此，当外交部自德驻日大使馆获得汪精卫想到欧洲 的情报以后，蒋委员长决定派中央执行委员谷正鼎带着护照 与旅费，到河内去看汪精卫，转达蒋委员长的意思：对汪不 忍弃之不顾，劝他到欧洲去逛一逛，仍旧回来为国家服务。
去了十几天，一无结果。汪精卫对中央开除他的党籍这 一点，怒不可遏，发了许多牢骚。他说：中央应该先讨论他 的和平主张。果真大家的意见，都认为应该抗战到底，他当 然也会尊重中央的决议。倘或仍旧独行其是，才谈得到违反 纪律。现在的情形，犹如未经审判，遽尔判决，无论如何是 不能令人心服的。
同时他对他那一系的”同志”，深表不满，说他们不了解 他的苦心和主张；不追随他一起奋斗，谷正鼎对这一点自然 有所辩解，他说汪精卫与日本谈和的具体内容，只有极少数 的人知；这极少数的人讳莫如深，大家又何从去了解他的苦 心与主张？至于”追随”也者，只有不答；因为即使是用 “人各有志，不能相强”这种最缓和的说法，只会伤感情，此 行的任务，根本就没有希望达成。谷正鼎唯有苦口气心，极 力用珍惜他个人在党国的历史与地位这些话去打动他，但汪 精卫已怀有极深的成见，对谷正鼎的话，根本就听不进去。
谈到游欧的话，汪精卫表示不容第三者干涉。既然中央 已经开除他的党籍，他便有充分的自由，爱到哪里就到哪里， 不劳他人关心。
当然，谷正鼎也跟曾仲鸣谈过好几次；曾仲鸣很坦率地 说：”士为知己者死”。对于汪精卫，他唯有无条件服从。不 过语其中隐约透露，这一次的与日本人合作，完全是陈璧君 的坚持。而汪精卫之唯其命是从，是大家早就知道的；谷正 鼎唯有叹口气，黯然而归。
平时政府已有情报，汪精卫尚未死心，要等到日本方面 澄清态度。但继近卫组阁的平沼骐一郎，是有名的国粹主义 者，一向倾向德国；他上台的主要工作，便是解决日德意军 事同盟的问题。对于”日华事变”以及”近卫声明”，并不太 热心；一切听任军部处理。
军部的阴谋，在汪精卫脱出重庆，发表艳电，便已初步 成功。一看汪精卫自陷绝地，上了圈套，正想冷他一冷，以 便易于控制；恰好有近卫内阁总辞这个政变，正好借以为藉 口，将汪精卫干搁起来。这一搁，搞得汪精卫上不巴天，下 不着地，进退失据，痛苦万分。除了紧催影佐祯昭，要求日 本政府采取明确积极的措施以外，别无他法。
影佐听命于军部，当然不可能有什么个人的主张；只劝 汪精卫稍安毋躁。这样度日如年地过了个把月，汪精卫决定 派高宗武到日本去作严重的交涉。
所谓”严重的交涉”，就是要从日本人那里得到一个确实 的答复，日、汪合作谋求和平，到底采取什么方式？
事实上，日本方面，亦有同样的疑问。因为汪精卫的话 很漂亮，他跟影佐祯昭说：他不离开重庆，无法发表公然主 张和平的”艳电”。至于”和平运动计划，是准备以国民党员 为中心，组织一个和平团体，用言论来指摘重庆抗日理论的 错误；宣扬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唯一方法。逐步地扩大 和平阵营。企图使重庆转变方向。”他这些论调，是否是由衷 之言？不得而知。不过汪系的两大将，顾孟余与陈公博，都 在香港，陈公博以醇酒妇人寄托内心的苦闷；顾孟余自始不 闻不问，但据说暗中坚决反对汪精卫的言论，在香港、重庆 还有这样一个传闻：艳电是林柏生与梅思平擅自发表的。顾 孟余将林柏生找了去，严词诘质；说到激动之处，出手打了 他一个嘴巴。照此看来，汪精卫即会想有进一步的行动，亦 必然有所顾忌。
可是，陈璧君的行踪却很可疑，频频于河内香港之间，表 面上仿佛是为了来向陈公博劝驾；骨子里跟周佛海、梅思平 接触频繁，而林、梅二人都是热衷于实际行动的。
介乎行动与非行动之间的高宗武，态度亦很微妙；最初 他只是同意影佐祯昭的一个与板垣完全相反的看法，汪精卫 的”和平运动”应该避免演变为”反蒋行动”；到后来慢慢有 迹象发现，”高宗武路线”的中心不是汪精卫，想由汪过渡， 最后促成由蒋委员长出面来主持和平。
因为有如此纷起的意见在，日本军部越发觉得等待是比 较最聪明的办法；所以高宗武在日本、在香港、在上海，与 已正式组成”梅机关”，负责对华中特务活动的影佐祯昭，虽 一直在交涉，却始终并无确切的答复。
平时谷正鼎奉令第二次作河内之行，送去了汪精卫及随 行人员的护照；汪精卫表示决定赴欧洲。但陈璧君与周佛海、 梅思平所作的活动，不知他是真的不知道还是故意”放烟 幕”，总之重庆方面所得的情报，日本内阁五相会议，已决定 支持汪精卫组织”新中央”，将由兴亚院自掠夺的”盐余”款 中，按月发出巨额费用，作为活动费用。
于是，汪精卫身蹈危机，只要走错一步，便有粉身碎骨 之厄——制裁汪精卫的专案小组人员，已经布署停当；如果 谷正鼎在３月２０日离去以前，汪精卫有履行他的诺言的诚意 表现，自然无事。但汪精卫没有！于是３月２１日深夜，河内 高郎街的血案发生了。事后传说：汪精卫的钱都以曾仲鸣的 名义，存入法国银行；被刺以后，他还签好了提款的支票，方 始送医，以致失血过多而死。当然此事的真相已无可究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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