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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雪岩_高阳【完结】(385)

  但是洪天贵福却还是下落不明,比较可靠的传说是由江西南下,打算与进至广东、福建边境的李世贤、汪海洋会合,然后西趋湖北,与扶王陈德才联结,自荆襄西入陕西,在关中另起一个局面。这当然是一把如意算盘,但即令打不成功,这样杀来杀去,如与安徽、河南的捻军台流,亦可大成气候。

  因此,朝廷对两次三番、穷追猛打,而竟未能捉住幼天王洪天贵福,深为恼火。

  更恼火的是左宗棠。“全浙肃清”的折子已经拜发,而洪天贵福未获,就不能算克竟全功,一时还难望分茅之赏。

  辩明了“十万”之说,再论纠参部下的责任,言词更为犀利:“至云杭城全数出窜,未闻纠参,尤不可解。金陵早已合围,而杭州则并未能合围也,金陵报‘杀贼净尽’,杭州报‘首逆实已窜出’也!”仅是这两句话,便如老吏断狱,判定曾国荃有不容贼众逸出的责任,而曾国藩有谎报军情的罪过。

  但在结尾上,却又笔锋一转,故弄狡猾:“臣因军事最尚质实,故不得不辩。

  至此后公事,均仍和衷商办,臣断不敢稍存意见,自重愆尤。“这段话是所谓”绵里针“,看来戒慎谦和,其实棱角森然,句句暗隐着指责曾国藩的意思在内。

  这通奏折发出,不过半个月便有了回音。由恭王出面的“廷寄”,措词异常婉转,不说一时还不能封左宗棠的爵,却说“左宗棠自入浙以来,克复城隘数十处,肃清全境,厥功甚伟。本欲即加懋赏,恐该督以洪幼逆未灭,必将固辞,一俊余孽净尽,即降恩旨。”是很明显地暗示,左宗棠封爵,不过尽早间事。

  关于他与曾国藩的争辩,亦有温谕:“朝廷于有功诸臣,不欲苛求细故。

  该督于洪幼逆之入浙,则据实入告,于其出境则派兵跟追,均属正办。所称此后公事仍与曾国藩和衷商办,不敢稍存意见,尤得大臣之体,深堪嘉尚。

  朝廷所望于该督者,至大且远,该督其益加勉励,为一代名臣,以副厚望。“

  上谕中虽未责备曾国藩,但是非好恶,已表现得很清楚。而许左宗棠以

  “一代名臣”,更是上谕中难得一见的字样。总之这一场御裁的笔墨官司,左宗棠占尽上风,而与曾国藩的怨,自然也结得更深了。

  曾、左结怨,形诸表面的,是口舌之争,暗中拼命抵拒的,是地盘之争。

  而又象在夹缝中受挤,又象首当其冲的是曾国荃。

  * * *曾国荃的本职是浙江巡抚。用兵之时,为了鼓励将帅,不按建制任职,此省大员在他省领兵,事所常有。但战事告一段落,情形就不一样了。

  照常理而论,曾国荃即令破江宁以后有过失,到底百战功高,应该让他赴浙江巡抚本任,才是正办。无奈左宗棠以闽浙总督兼署浙巡,绝无退让之意。而曾国藩为曾国荃告病,虽由于忧谗畏讥,以急流勇退作明哲保身之计,其实亦是看秀了老弟有“妾身不分明”的隐衷,估量他决不能到任,不如自己知趣。

  在朝廷却又有左右为难之苦。一方面东南军务结穴于攻陷湖州、全浙肃清,不能不敷衍左宗棠的面子,一方面却又觉得真个让簇新的一位伯爵,解甲归田,不是待功臣之道。因此,对于曾国荃告病,一直采拖延着不作明确的处置,希望曾、左之间,能够消释嫌怨,言归于好,由左宗棠出面奏请交卸抚篆,饬令曾国荃到任。

  这是个不能实现的奢望。朝廷看看拖着不是回事,决定成全曾国藩的心愿,许曾国荃辞职。可是空出来的浙江巡抚这个缺,由谁替补?却颇费斟酌。

  朝廷也知道左宗棠的意思,最好是让蒋益澧由藩司升任,而浙江藩司一缺,则由左宗棠保荐。无奈蒋益澧的资望还浅,并且这样处置,在曾国藩的面子上太难看。朝廷调和将帅,决不肯轻易予人以偏袒某人的印象,所以左宗棠的意愿是不考虑的了。

  要考虑的是:第一,新任浙江巡抚确需清廉练达的干才,因为太平军对诸省的控制,以浙江为最,善后事宜亦最难办,非清廉干练,不足以胜任。

  第二,此人要与左宗棠没有什么恩怨,而又能力曾国藩,甚至李鸿章所支持,然后浙江的善后事宜,才能取得邻省的援助。第三,战乱已平,偃武修文,浙江巡抚是战后委派的第一员封疆大吏,也是恢复文治的开始,所以此人最好科甲出身,如果有过战功,更为理想。

  结果选中了一个很理想的人。此人名叫马新贻,字谷山,先世是回族,从明太祖打天下有功,派在山东卫所当武官,定居曹州府菏泽县,已历四百余年之久,因此,马新贻除了信回教以外,彻头彻尾是个山东土著。

  在马新贻的新命传至浙江的同时,江西传来了一个重要的消息,幼天王洪天贵福被俘了。

  * * *收束与太平军作战的军务,却还有相当艰巨的镇压起义的大任,需要部署。

  恭王、文祥的计议,犹有三处起义要平眼,才能臻于太平盛世。这三处是:第一,南撤的太平军余部,第二是中原的捻军,第三是西陲的回民起义。

  幸好人才之盛,冠绝前朝,恭王与文祥决定托付四个人去平这三处的起义。

  第一个仍然是曾国藩。在十月初一曾国荃功成身退,率领裁撤的湘军回湖南的同时,朝中有一道廷寄递到江宁,说“江宁已臻底平,军务业经蒇事,即着曾国藩酌带所部,前赴皖鄂交界,督兵剿贼,务期迅速前进,勿少延缓”。

  这所谓“贼”,便是捻军。

  捻军原以皖北为根据地,自经僧王全力攻剿,转战到湖北、河南一带。

  张乐行虽死,他的侄子张宗禹亦非弱者,加以陈玉成的旧部赖文光因天京已破,由关中回师,已成孤军,自然而然地与捻军合流,声势大振。朝廷深知僧王的马队,追奔逐北,与捻军战来战去的打法,并非善策,一旦疲于奔命,为捻军反扑,非大败不可。同时,又因为僧王的身分尊贵,连西宫太后都不能不格外优容,是位极难伺候的王爷,指授方略,则“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稍加督责又怕惹恼了他,索性独断独行。因此,倒不如设法让他交卸军权,回京享福,才是公私两便之计。

  能代僧王指挥数省的,只有一个曾国藩。不仅威望足够,而且他那“先求稳当,次求变化”,以静制动,稳扎稳打的作风,亦正可救僧王之失。至于筹饷之责,朝廷也想到了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这个人就是李鸿章。上谕派他接替曾国藩,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则调慈禧太后的恩人,漕运总督吴棠署理。上谕中虽未明言,曾国藩带兵驻扎皖鄂交界,后路粮台由李鸿章负其全责,可是这样部署的用意是很明白的,第一,曾、李师生,“有事弟子服其劳”,天经地义,第二,李鸿章带兵,曾国藩替他筹过饷,如今曾国藩带兵,自然该李鸿章筹饷,第三,两江最富,是海内最主要的一处饷源,所以谁当两江总督,都有筹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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